现在，一些出现在人类身上的新的传染病，往往是由来自动物宿主的病原体所引起的，许多这样的人畜共患病所导致的疫情对全球卫生都构成了重大威胁。随着这次COVID-19在全球肆虐，一些科学家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传染病是否与环境变化有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最近一组研究人员通过评估哺乳动物物种与人类共享的病毒数量，研究了导致病毒从动物身上“溢出”到人类身上的驱动因素，为这个疑问提供了肯定的答案。
他们发现，在哺乳动物物种中检测到的人畜共患病毒数量与全球物种丰度呈正相关性，这意味着在种群丰度上有所增加的物种具有最高的病毒传播风险。
描述病原体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特征，目前仍是一个重要的科学挑战，它受到野生物种病原体检测的限制。研究人员推测，或许一直以来，这类疾病的溢出和扩散都被大大低估了，尤其是在卫生保健条件很有限的偏远地区。人畜共患病的溢出事件也很难检测到，虽然一些人畜共患疾病的共同特征增进了我们对动物和人类之间疾病传播的理解，但目前，这类研究仍受到缺乏数据的阻碍。
在这次研究中，研究人员从2013年发表的关于人畜共患病毒与它们的哺乳动物宿主的文献中，提取了142种人畜共患病病毒的数据，这些都是一些已知会从动物身上扩散到人类身上，以及扩散到那些被认为是潜在宿主的物种身上的病毒。利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上列出的濒危物种名单，他们研究了这些物种的丰度、灭绝风险和物种减少的潜在原因。
数据表明，人类通过狩猎、野生动物贸易等举动对野生动物进行的开发利用，增加了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接触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原本寄居于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扩散到人类身上。与此同时，同样是人类的这些活动，造成了生境退化和城市化，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质量，导致了野生动物数量的下降，加剧了它们的灭绝风险。新的研究强调了能导致野生动物数量下降的过程，是如何促使动物病毒向人类传播的。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病毒扩散风险的明显趋势，这些趋势都反映了人类在历史上是如何与这些动物接触的。那些被驯化的物种，如牲畜等饲养类动物，与人类共享的病毒种类最多，其数量是野生哺乳动物与人类共有的动物源病毒的8倍。这很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与这些饲养动物物种的频繁接触所造成的结果。在野生动物中，那些在丰度上有所增加，并对人类主导的环境适应良好的野生动物，与人类共享了更多的病毒。
这其中包括一些啮齿动物、蝙蝠和灵长类动物。
数据的另一端是生命已经受到严重威胁、正濒临灭绝的物种。这包括那些因狩猎、野生动物贸易、栖息地质量下降而导致种群数量下降的动物。据预测，这些物种所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数量是因其他原因而导致种群减少的濒危物种所携带病毒种类的两倍。由于人类希望能够恢复那些受威胁和濒临灭绝的物种的数量，因此这些物种也往往直接受到人类的管理和监测，这使得它们与人类有更多的接触。
研究指出，蝙蝠多次被认为是一些“后果严重”的病原体的源头，比如SARS、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都是如此。
论文的主要作者Christine Kreuder Johnson说：“病毒从动物身上的溢出，是我们人类进行的一些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有关的活动所造成的结果。直接结果就是它们将病毒传给了我们。这些活动同时也威胁到了物种的生存，增加了病毒溢出的风险。
不幸的是，在许多因素的汇聚下，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混乱局面。”Johnson呼吁，我们需要花更多精力去研究如何与野生动物接触，找到能与这些携带大量人畜共患病毒的野生动物安全共存的方式，这样才有希望避免像COVID-19这样的大规模流行病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