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了两个月的武汉，终于慢慢地开始解封，曾经被新冠疫情的风暴席卷得最严重的地方，也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但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在为国内疫情缓解欣喜的同时，我看到的不仅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还有一扇扇关闭的国门——自己国家的，自己所在国的，世界各地的。
美国在中国疫情刚抬头的时候，就对中国下达了“封国令”——过去14天内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不得入境；而在2月底、欧洲疫情开始扩散的时候，美国的封国令也扩大到了欧盟以及英国（虽然依然未能阻止病毒在美国的“生根发芽”）。随后，早已没有了国境的欧盟/申根各国，也下令关闭了边境。而病毒仍然在不分国界地感染着从冰岛到阿根廷、从加拿大到南非、从新加坡到迪拜的所有人——就像我们在游戏“瘟疫公司”里看到的那样。
这幅“闭关锁国”的景象，在和平的年代还未曾见过。而关上国门，我们就安全了么？或许现在安全了，但长久看来，未必如此。毕竟，“全球化“于我们而言，既是美好的愿景，又是早已不可逃避的命运。
14世纪的欧洲，一种可怕的瘟疫，像上帝的诅咒一般降临于人类。人们在匆忙无助中死去，一死便是一家、一村的人；而一旦接触患病的人或者尸体，甚至于靠近他们，自己也会染上这种怪病。人们聚集在教堂忏悔、祈祷，然而死亡只会变得更加风卷残云。腺鼠疫，这种伴随了人类数千年的传染病，在14-15世纪消灭了欧洲约1/3的人口，以“黑死病”之名被历史铭记。
这种病是从哪里来的？
当时谁也不知道——人们不懂疾病的原理，更不懂传染的途径，地中海各城市、公国、教皇国各自为政，更没有中央政府发号施令。在威尼斯公国控制下的一个叫做拉古萨（Ragusa）的小城（在今天的克罗地亚）通过了一项法令——外来的商船一旦靠岸，一律隔离30天。后来这个时间扩大到了40天，地中海沿岸各地纷纷效仿，意大利语中的“四十天”（quaranta），也成为了英语中“检疫隔离”（quarantine）的来源。
全球化从一开始就难以避免地和病毒捆绑在一起。自从文明展开迁徙的脚步，疫病就乘着人类的脚步，在世界各地扎根。在人类尚未能完全理解病原体和疾病之间联系的时候，老鼠身上的虱子、帆船上的疟蚊，就已经随着人类的生活足迹，向新的地域进发。那些肉眼不可见的病原体，神秘地而又风卷残云地夺取大量的生命，有的时候甚至让社会陷入瘫痪。
历史上，往往是全球化带来的迁徙，让病原体脱离原有的环境，在新的环境中兴风作浪。病原体——不管是病毒、寄生虫或者细菌——原本都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在人类和环境千万年的拉锯中，免疫系统和入侵的微生物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人类的交通工具把病毒带到了它从未涉足的地方，使它在没有免疫力的人中肆虐，甚至能够左右历史的进程。
可能很多人都在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中，读到过阿兹台克帝国的故事。比起西班牙军队的枪炮，或许是来自欧洲的天花病毒，彻底摧毁了当地的社会。天花传染力高，一个病人能感染3-6个人（而每个新冠病人会传染1.5-3.5人），死亡率也超过了30%。但凡在没有免疫的人群中扩散开，后果不堪设想。南美洲原住民人口因染上天花而锐减，几乎是为殖民者踏平了征服的道路。
殖民者有时候也会因为这种“有差别的免疫”而吃亏。黄热病就是一例。黄热病是一种源于非洲的病毒，在非洲大陆上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日。全球化带来的奴隶贸易，将黄热病捎到了加勒比海地区。殖民者砍伐森林、开垦农田、建造种植园，无意间却为黄热病毒的宿主——蚊子——制造了极佳的传播条件：失去了森林的保水作用，一旦下雨便雨水横流；而水塘、水沟、水田等人造的死水，成为了蚊子的乐园。
更重要的是，从非洲来的黑奴们对黄热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但来自欧洲的庄园主、地方官员和军队却一次又一次地神秘病倒。最后，海地起义中，起义将领卢维杜尔乘着炎热的夏季，拖垮了拿破仑妹夫率领的4万法国精锐部队。
流行于全世界的疫病，是全球化的写照，也扮演着全球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人与环境的博弈和政治版图的变迁，还有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怀疑与污名。疾病往往与特定的外来人群相捆绑，背负上特定的象征意义——危险的，肮脏的，贫穷的，不怀好意的。
还是前面提到的腺鼠疫——十九世纪末，腺鼠疫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次暴发，而这次，矛头对准了中国人。1899年，有两名香港腺鼠疫患者乘坐轮船抵达了旧金山港、并在天使岛（Angel Island）上被隔离。然而，轮船上寄生的老鼠，却很可能保留了鼠疫杆菌，随着货箱和行李混入了旧金山，并在不经意间引发了疫情在中国城的大爆发。
恐惧立刻在旧金山开始蔓延。不顾华商群体的反对，更罔顾底层华人劳工的感受，旧金山市政宣布在中国城周围建立岗哨，将中国城直接“封城”，切断食品供应，并挨家挨户排查病例并强制消毒。关键是，所有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华裔的，欧洲人后裔并不受影响。而华人家庭为了不让这些“狼检察官”（wolf inspector）发现、导致人财两空，会把家中的病人藏起来，这又加剧了病情的扩散。
“中国人=鼠疫”，在那个年代，用疾病将一个少数族裔污名化，是“排华”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证着当时的美国人对于华裔移民“肮脏”“易病”乃至“虚弱”的印象。
但“肮脏“与”疫病“的背后，是华工群体整体的社会地位造成的——中国城常年过度拥挤、居住条件糟糕，鼠患横行，为疫病创造了传播的条件；而美国当局对于华人群体的歧视与打压，又客观造成了华人群体的不配合，没有文件的非法移民不得不在潮湿肮脏的阁楼甚至地下室里蜗居。处于社会底层的旧金山华人，是疫病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却无法为此发声。
这种对“外”的恐惧，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将疾病盖上“外来”印章，对所有外来者进行仔细甄别、或者干脆贴上标签，有时候甚至是官方授意的。它模糊了对于国民健康的管理，和借机排异、驱逐的界线。早在大放厥词“Chinese Virus”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就曾借用病毒大肆攻击中美洲难民，认为“他们会带来肺结核等疾病”。
这是极其讽刺的——要知道，在两百年前，肺结核曾经流行于英国、美国东北等人口密集的工业地带，携带肺结核病菌的人口可能超过80%（有的并未发病）。当下，这些工业国家似乎已经“消灭”了肺结核，这种疾病反而和那些“贫穷而肮脏”的国家绑定。实际上，肺结核在美国并未绝迹，甚至可能变得更加棘手。大量抗生素的使用，催生了更加强大的抗药菌，使得治疗成本猛增。
而这些抗药菌株在全球的流动，只会让发展中国家原本就脆弱的医疗体系更加不堪一击。
全球化，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变得如此深刻。我们见证了欧盟的诞生和国界的暂时消亡，跨国航空的极大发展，乃至经济与文化的无国界。国外度假，日常海淘，英剧美剧日剧从不间断，亦有数十万留学生在全世界各地学习……但一场疫病，折射出全球化最脆弱的一面：国界，以及国界之间的不平等。全球化为我们创造了希望与财富，却又深刻地加剧着不平等。
我们所知道的新冠疫情亦是如此。社会治理条件好、医疗条件好的地区，更能处理危机、并从危机中恢复。而医疗卫生条件不好的国家，则会经历巨大的动荡。全球四处飞的商务人士、滑雪客、邮轮乘客，把病毒在无意间带到了其它地方，压垮的是没法迁徙的老弱病残。
现在欧美各国都呼吁“social distancing”、在家隔离，但“隔离”亦是一个充满着奢侈的词汇。你需要有稳定的住所，需要有充足的食物，需要有一份在家能做的工作，这些都不是全世界都能够享受的。在一些地方，甚至连清洁的自来水都没有，WHO 所呼吁的“勤洗手”恐怕都是奢侈吧。
再这样发展下去，当欧美和亚洲一部分国家得以处理好疾病、建立好防疫机制、甚至打上了疫苗，那么这种疾病又多半会像肺结核一样，被打上“欠发达”的印记。这是我们想要的结局么？或许不是。
我们越来越依靠国界之外的经济。为欧洲和美国的疫情幸灾乐祸、以为关上国门就能解决问题的人或许不清楚，全球的疫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一地经济的停滞和衰退，会拖垮多地的贸易与交流；而经济的复苏，被阻碍交流的绳索捆绑下，也会进行得异常艰难。
但我们有解决的办法么？现在来看，可能还很难。经济全球化了，疾病全球化了，甚至全球化的“副作用”——排外、污名、不平等等等——也正在反噬我们、为抗疫带来了极大困难。但现在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和合作，依然充满了艰难险阻。
在大流行的疫病面前，寄希望于国界的存在，甚至关掉国门，依旧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制造安全感的方法。从埃利斯岛上查沙眼的医生，到如今入境的核酸检测；从听诊器、温度计，到追踪行迹的 App……尽管从十九世纪到现在，层层把关的手段和技术在变化，但到头来“隔离”的本质，却并没有什么改变。
新冠是一道出给全人类的考题，不是哪个国家能提前交卷走人的。如何跳出国界的框架思考？如何克服对于他者的傲慢（“中国的事情离我们很远”）和偏见（“美国人 就是不行”），跨越语言和社会制度的鸿沟进行沟通？这道题，说实话，哪里都没有作业给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