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被中国人尊为君子之花。兰之名先秦已有，不过那时的兰和如今的兰不同，是菊科的喜欢生长在湿润之地的泽兰，可以作为香料。唐代以前的“兰”是高贵香料，如今的“兰”则是高贵赏品——不过，“兰”的香草之名还是传承了下来。这幽香传承千年，镌刻在中国文明里，哪怕本物早已易主，其“品格”亦留。兰之高尚，是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可是，人的“追求”却从来不单纯。
2007年，对一些养兰人来说是血本无归的一年。
就在前一年，一种品种名为“大唐凤羽”的国兰以单株350万的天价，成为兰花交易市场上的口口相传的神话。天价兰花的出现，让人们发现，曾经只是阳台一隅的盆花如今却可以变现来换车换房。其实，通过兰花一夜暴富的神话，从2003年开始便已悄悄蔓延了。
当时有这样一则传说，浙江一位老农在自己后山挖到一株兰花，兰苗花未开，却被识货的兰商相中，以450元的价格购得；待到花开时，花型圆润可爱，被当作兰中上品，并得名“珍奇梅”；最终，它以300万元的价格卖出。在“珍奇梅”之后，兰花热潮便随着水涨船高的价格直冲云霄，全国各地的兰展盛况空前，天价兰花比比皆是。
不过，天价兰花的珍奇品种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花的价值，并不在普通人这一边。
人们不禁思考，如何才能获得这意外之财。在被“珍奇梅”的故事深深刺激之后，一个个拥有发财梦的饥渴的人，把目光投向了山野——中国国兰的野生分布地，就在温暖湿润的江南山里。在一些春兰、蕙兰的产地，人们丢掉手头的工作，开始全民上山挖兰。人们肩挎背包，手拿锄头，上山挖野生的“下山兰”，期望从野生兰花中觅得神奇变异的兰花。仅仅两三年内，在浙江、安徽等传统产兰地区，山野间几乎每寸土都被挖兰人翻过。
山上，野生的春兰、蕙兰等兰属地生兰基本被一网打尽；山下，兰市里一车又一车的野生兰花被摆上台面，兰商们只挑品相姣好的，其余全部倒入沟渠。
当时谁也想不到，欣欣向荣的兰花产业在2007年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国内媒体竞相报道兰花产业及其背后的投资炒作之后，兰花的天价在投资者们此起彼伏的哀鸣中一落千丈。曾被奉为上品的兰花无人问津，那些被套牢的养兰者，也无心再养，任由兰花枯萎死去。
资本炒作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中不胜枚举。这场兰花泡沫之后，人们又回归了日常，资本则再次寻觅下一个炒作对象。但是，2003年到2007年的这场兰花泡沫，却对中国的野生兰属植物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江浙一带的长江流域，以及远到四川云南，野生的春兰、蕙兰等兰属植物，在人迹罕至的地区之外，已经完全绝迹。
在这场破坏之后，人们无法得知包括春兰、蕙兰在内的野生兰属植物在中国的生存现状如何。它们的野外种群是否能从濒危中恢复，都十分令人担忧。这场兰花经济泡沫的后遗症，也一直影响到今天。它在大众的潜意识中根植了“兰花值钱”的概念。被逼入绝境的兰花，仍在源源不断地被采挖售卖，虽然价格已不及彼时，但毕竟几乎没有成本，还是要比费工费时的培育来得轻松。
兰科是如今种子植物中最大的群类之一，约28000种不同的兰花生长在除极地以外的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兰科植物根据生长环境演化出了各种不同的生长方式，尤其是它们与真菌共生的奇妙生存模式，让很多研究者着迷。兰花的花朵结构灵巧，对特定传粉昆虫的依赖度很高。兰花结实率较低，但每一个果实里都有上万粒种子。为了利用有限的资源产出更多的种子，兰花抛弃了负责为胚萌发提供营养的胚乳，其种子仅用薄薄的种皮包裹微小的胚。
这些细小如尘土的种子，在散播出去后，需要与特定的真菌结合才可以发芽。如此，纵然兰花有数以万计的种子，但最后可以发芽的也是凤毛麟角。
人工从种子开始培育兰花，对播种的技术要求很高，普通栽培者很难拥有相应技能，因此，播种很少作为兰花的人工繁殖手段。传统的无性繁殖兰花，诸如分株繁殖，以及最新的切片组培繁殖，也需要花费很多人工和时间，这样的成本也会增加市售兰花的价格。所以，市场上的便宜兰花，来源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上山直接挖下来，无本万利。这也就有了那些挖空山头的故事。在利面前，人对自然的掠夺从来没有仁慈过。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类兰花成为了世界兰花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群类。它们在世界兰展上频频夺冠，在国际园艺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国外栽培者和育种专家趋之若鹜。它们就是产自中国的兜兰。在中国兜兰登上国际市场之前，兜兰一直是园艺兰花中比较边缘的群类，它们的色彩和花型无法与卡特兰、蝴蝶兰这样绚丽多彩的种类抗衡，姿态也无法与花量巨大的种类比拟。
然而在八十年代，经过国内兰商与境外的一番勾结，一些刚被发现甚至尚未记录的兜兰就被走私出境。
杏黄兜兰与硬叶兜兰便在其中。杏黄兜兰发现之初，它明黄的花色一改兜兰沉闷的紫色绿色，让人眼前一亮。硬叶兜兰发现较早，最初描述它时，其标本上只有一个小而干瘪的花蕾，学名种加词micranthum即取“小花朵的”之意；然而八十年代，人们重新发现它开花的植株时，硬叶兜兰硕大粉嫩的花朵让世人为之一振。
花色靓丽的杏黄兜兰与硬叶兜兰为世人所知后，立刻成为被走私的对象，仅1985年一年就有6万株杏黄兜兰和硬叶兜兰通过香港走私到国外。
野生兜兰的繁殖都很繁琐，它们的种子和国兰一样，细小而发芽率低。自然条件下，兜兰除了依靠种子，也可以依靠地下茎或者侧芽进行繁殖。兜兰具有特殊的侧芽结构，在侧芽开始萌发时，芽体内的结构就已经定型，又缺少可以无限增值的薄壁细胞，所以无法通过常规的切片组培进行无性繁殖。
兜兰倒是可以通过分株无性繁殖，但低效且费时，如果需要大批量繁殖只能通过播种。兜兰的播种繁殖，同样要求技术高，成本也会大幅增加，因此在兰花繁殖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一盆人工育种的兜兰价格依旧比较昂贵。高昂的成本，小众的市场，让很多人觉得人工繁育兜兰很难盈利。于是，野外的兜兰再次成为一些人牟利的目标。
经过八九十年代的大量盗挖走私，中国的兜兰属植物如今都在濒临灭绝的边缘。
国内经济环境越来越好，兜兰作为栽培植物也越来越流行。栽培兜兰需要大量时间，例如杏黄兜兰和硬叶兜兰，从播种到栽培开花，需要四到五年。逐渐升温的需求和对低成本的考量，让很多兰花商人开始盘算这些濒危兜兰的资源。因为中国官方对兜兰属植物在国内分布状况的统计未知，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兜兰种群的具体现状。但从国内某网购平台上野生兜兰销售价格的变化，可以窥探出这些兜兰的生存处境有多么窘迫。
野生杏黄兜兰的销售价格，从最初的5元狂升至35元；野生硬叶兜兰的价格涨幅在15元左右；更为珍稀的彩云兜兰、虎斑兜兰，价格则由几十块钱飙升至三百到五百元，而且还没有货源。如今，产自云南的彩云兜兰、虎斑兜兰很可能已经灭绝，而杏黄兜兰和硬叶兜兰也越来越稀有。
2018年，有植物爱好者探访生长在贵州偏僻山区的麻栗坡兜兰。开着硕大绿花的麻栗坡兜兰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喀斯特石灰岩竹林里。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花开后不久，兰贩子到当地以5元一株的价格收购，接着便在网购平台以每株25到30元的价格售出。那个探访过的群落就此毁在人手。买卖一直在。中国的兜兰之殇并未完结。原先面对面进行的交易，变成了网购这种相对隐蔽的销售方式，一些猖獗的店铺被封禁后，又会转移到朋友圈甚至微信群销赃。我们不知道中国兜兰在利字那把刀下还能活多久。
白旗兜兰，原产中国、缅甸以及印度；因为私挖盗采，缅甸与印度的白旗兜兰已经濒危。2003年，在云南南部的一条溪涧边，人们发现了中国仅存的一处白旗兜兰分布地。2012年，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的《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规划》，将白旗兜兰列为保护对象。西双版纳植物园在考察研究之后，利用这一种群所结果实进行人工繁殖，并在2015年开展了白旗兜兰种苗的原地回归。
在中国近1500种兰科植物中，白旗兜兰无疑是幸运的。但大多数兰科植物在中国的境地却是之前所述的那样，每况愈下。
因为花美色艳，适应能力强，从18世纪开始，兰科植物一直就是植物采集者的目标。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种卑鄙、丑陋甚至是血腥的人性，都在兰花贸易的路上展露无遗。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即华盛顿公约）在美国华盛顿签署。
根据濒危程度，公约将野生动植物资源分为三类，即其附录一、二、三，其中附录一包括了所有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非特殊情况不能进行贸易。世界所有野生兰科植物，全部在CITES的保护范围内。
中国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国内的兰科植物也全部在其限制贸易范围之内。
可是在中国，我们的兰科植物的贸易和保护却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国兰经历泡沫经济的洗劫；兜兰经历盗挖走私；数量众多的石斛兰因为经济利用而日渐稀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中国兰花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威胁之中。2016年，河南农民挖三株蕙兰一审被判刑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审的判刑依据，是蕙兰在CITES中属于限制贸易的物种，依照条件视同国内二级保护植物；但是二审驳回，其根据却是蕙兰不在《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之中。就法律而言，两者依据不同，结果大相径庭，而这个问题正是源自我国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滞后和欠缺。
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批）》发布于1999年，兰科植物均位列名录第二批，但第二批的名录仅为讨论稿，目前仍未正式发布。中国有三万多种高等植物，受到经济利益影响的植物非常之多，不只是曾经遭受洗劫的兰科植物，另一些栖息地破坏严重的濒危植物，境地也十分难堪。很多因利益和人为破坏植物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但中国保护植物名录的落后，让惩罚无法可依，也让很多植物保护工作缺乏法律支持，显得单薄无力。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适当放慢脚步多看一看绿水青山，也已经成了持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人的共识。地球上仅存的物种如果灭绝将无法再生。保护野生动植物从来不是后人的事，至少从现在开始，它是每一代人的责任。回到文章最初那句话——兰，被中国人被尊为君子之花，而君子之花，不该为人类的丑陋来背书。作为地球之子的人类，是否应该做一回真君子，为那些濒死的野生动植物分个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