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样本数据供研究者从中挖掘。流行病学家利用中国所提供的44000份病例分析后发现，女性患者死于新冠病毒的比例为1.7%，而男性的死亡比例高达2.8%。研究者猜测这可能与男性人群中吸烟群体更多，导致肺部易感染且更脆弱有关。也有医学研究显示男女生理不同导致女性的免疫系统能够更好地抵抗病毒性感染。
然而我们将视野放大，会发现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中，女性的预期寿命都长于男性。一些有趣的生物学研究显示，即使在生活方式类似且较为健康的人群如僧侣中，这一现象仍然存在。医学研究也证明女性从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重症中存活的几率更高，在较差的健康状况下活得更长。例如，在法国和瑞典2015年提供的人口数据中，65岁时预期的健康寿命的性别差距仅为0.9岁和1.1岁，而预期寿命的性别差距扩大到4.1岁和2.6岁。
因此，从生理或者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在生存方面似乎更加坚韧，那么这一结论能否推广至更大含义的自然灾害如饥荒、流行病、干旱、地震等困难时期呢？社会科学研究发现，女性在大部分社会中所处的边缘地位有可能大大缩短她们的本来更长的预期寿命。
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自然灾害对女性和男性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首先是生理学上灾害应对能力的性别差异。
一方面，男性往往拥有更强壮的体格和更好的运动能力，他们跑得快，爬的高，避险能力也就更好，在诸如海啸、暴风、地震来临时能躲的更快。另一方面，大范围的自然灾害会导致国家的基础设施短暂性瘫痪，因此大大增加孕妇和婴儿的死亡率。
但是在面对饥荒和流行病时，女性生存几率更大：其一，历史数据显示，男性更易得寄生虫病和传染病并死于这些疾病，其二，除非处于怀孕或哺乳期，由于需要的能量少，身体脂肪比例更高，大饥荒中女性的死亡率要比男性低得多。
其次是社会规范与角色的性别差异。女性往往扮演遵从者的角色，这导致她们缺少行动的自由自主性。例如，女性会被严格的穿衣与行为规范束缚。
在孟加拉，女性必须穿着使她们无法跑动和游泳的沙丽，并且往往是居家的家庭主妇，这使得她们死于洪水的风险非常大。其次，基于传统劳动分工，女性往往扮演居家照顾者的角色。而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家里并不安全。比如在印尼，一场海啸会剥夺更多沿海地区女性的生命，因为她们大多不在外谋生且居住着危房。当然，上述效应也因灾害类型不同而有不同影响，例如极端天气下男性更容易受害，因为他们多从事户外工作。
最后是资源获取的不平等与社会秩序崩坏导致的不同性别后果。当妇女依赖父权社会的资源分配结构时，她们在获得救济资助方面就处于边缘地位。例如，在经济受影响之后，男性更可能比女性拿到补助或者拿到更多补助。女婴更可能被家庭牺牲等。其次，贫困人口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威胁，而女性又占了贫困人口的大多数。
另一方面，在大规模自然灾难后，社会秩序往往处于崩坏状态，比如，当受难者不得不在远离其原本居住城市的临时难民营中生活时，社会秩序就较难维持。此时若警察与军队不作为或无法作为，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就成为女性受难的首因。同时，难民营中根本无法满足女性特殊的生理卫生要求，也容易导致女性患病。
新冠抗疫期间，女性医护人员对安心裤等生理期用品的需求在微博多方声援之后才得到响应，女性病患的需求缺口其实也非常大。对生理期的耻感文化给女性带来的麻烦可见一斑，当然，这次的经验无疑给为性别和生理期消音的主流媒体上了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