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活动自古有之，周穆王西游、秦始皇东巡等游胜之事一直延传至今。事实上，古人对于“旅游”二字是分开叙述的。唐代学者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旅”字解释为：“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而对于“游”字的解释，《礼记·学记》认为“闲暇无事谓之游”，可以说“游”字与现代所说的“旅游”概念更为接近。
迨至宋代，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发达。这一时期，已突破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市民生活日趋丰富。宋人格外注重商业氛围的营造，以期烘托节日喜庆、欢乐祥和的气氛，譬如在汴京开凿金明池、开放琼林苑、举办元宵灯市等活动。与此同时，日臻兴盛的海外贸易，也促进了旅游事业的发展。论及宋代，出门旅游的民众较前代更为普遍。以年龄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豆蔻少年，男女老少皆乐在其中。
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6），50岁的理学大师陆九渊就带着自己的儿子、侄子及乡邻等78人，组成了一个大型“旅游团”以遍览名山胜迹，这其中既不乏“苍颜皓髯，语高领深”的老者，也有“整襟肃容，视微听冲，莫不各适其适”的少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宋代理学思想昌明，但社会思潮和开放程度却十分高，众多女性也参与到旅游活动之中。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一书中就记载：“六月六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
登舟泛湖，做避暑之游。”除了年龄和性别因素外，宋代参与旅游的阶层也颇为广泛，上至皇族贵戚，下至士农工商，都热衷于旅游活动。很多皇亲贵戚在西湖边举办宴饮活动，南宋名臣韩侂胄就喜欢春天在西湖边举办宴会，并提前制作小礼物分发众人。宋代商人阶层地位较高，他们除在外营生外，还经常举行旅游活动。除了商人之外，乡野村民也会举行旅游活动。
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描述了苏州农村老百姓在寒食节举行旅游活动的情况：“寒食花枝插满头，蒨裙青袂几扁舟。一年一度游山寺，不上灵岩即虎丘。”
宋代是一个秉持高度开放和融合的时代，大批周边邻邦及外国使团纷纷来宋从商学习，并借此游览名山大川，了解宋人的风土人情，成为名副其实的“入境外国游客”。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大食国和占城国遣使来贡，宋真宗下诏“并优加馆饩之礼，许遍至苑囿、寺观游览”，以营造万邦来朝的盛况。从流传于宋人的游记作品中可以看出，宋人所游项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山水自然景观，一类是寺观园林、亭台楼阁的人文景观。
在描写山水自然景观方面，欧阳修著有《浮槎山水记》，王安石著有《游褒禅山记》，苏轼著有《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游兰溪》，晁补之著有《新城游北山记》，范成大著有《游峨眉山记》，王质著有《游东林山记》，朱熹著有《百丈山记》等。在描写人文景观方面，楼钥著有《江州普照院记》，沈辽著有《龙游寺宴堂记》，曾巩著有《金山寺水陆堂记》等。
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的“湖山胜概”一章中，收录了杭州各类名山胜景共计452处，其中寺庙宫观多达220处。楼钥在《江州普照院记》中指出，普照院“去湓城东才十五里，为邦人游乐之地”。
除了日常游玩外，重要节日的庆祝活动也是吸引人们旅游的重要因素，诸如上元节观灯、洛阳牡丹花会、清明节踏青、中秋夜游赏月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交相呼应，吸引着无数游人，举世闻名的“西湖十景”——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就是在宋代形成的。宋人旅游的交通工具种类众多，既有船、车、轿等人力交通，也有马、驴、骡等畜力交通。
舟楫是宋代旅行者出游的必备首选，诗人范成大在赴桂林上任途中，一路泛舟游览，他在湖州时“将游北山石林，薛守愿同行。乘轻舟十余里，登篮舆，小憩牛氏岁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绝无尘事”。以舟楫畅游西湖，是临安城百姓的时髦首选。舟楫是水上游重要的交通工具，车马则是陆地游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就是乘车游览洛川胜景的，他在《伊川击壤集·卷三·宿延秋庄》中记载：“驱车入洛周，下马弄飞泉。
乍有云山乐，殊无朝市喧。非唯快心志，自可忘形言。借问尘中有，谁为得手先。”轿子也是人们出门旅行的常用交通工具之一。宋代的轿子种类很多，用途也各不相同，如肩舆、竹舆、山轿等。黄庭坚就乘坐竹舆游览永州的愚溪（今湖南省永州市境内），“意行到愚溪，竹舆鸣担肩”。另外，马、驴等也是宋人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乘骑出湖边看湖山雪景，瑶林琼树，翠峰似玉，画亦不如。
”邵雍则骑马游览了洛阳的龙潭胜景：“水边静坐天将暮，犹自盘桓未成去。马上回头更一观，云烟已隔无重数。”北宋名相王安石则喜好骑驴旅游，他二次罢相后，“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喜好骑驴旅行，在他的诗作中不乏游玩之词：“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山中看雪醉骑驴，清赏真成十载无”，“老子平生喜远游，流尘不惜闇貂裘。
江亭吹笛三巴夜，关路骑驴二华秋”。在外出游，住宿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宋代的旅馆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也日臻兴盛，地域空间分布十分广泛。据史料记载，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就开设了数量众多的旅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大内前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相国寺附近的甜水巷更是客店旅馆集聚的区域。进入南宋时，临安的三桥一带是客店最为集中的地区。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城市也广泛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旅馆。北宋仁宗时，朝廷发兵近6万人屯驻定州，士兵们“皆寓居逆旅及民间”。这里的“逆旅”指的便是旅馆，由此观之，定州城内的旅馆数量十分庞大。宋代的旅馆分为官办和私营两类。官办旅馆规模较大，建筑及内部装饰华丽。宋真宗时，曾一度将朝集院设在朱雀门外，通过设立“凡白余区”以缓解还朝官员的住宿问题。
苏州的姑苏馆“体势宏丽，为浙西客馆之最，中分为二，曰南馆、北馆……制度尤瑰，特为吴中伟观”。南宋时期，临安城内跨浦桥南江岸的樟亭驿，主要接待国内各地官员的往来住宿；侯潮门里泥路西的都亭驿，则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住宿；怀远驿则是名副其实接待外国商人的国宾馆。与官办旅馆不同，私人旅馆灵活多样。
南宋临安城内就有众多私营旅店，诸如“清河坊旅馆、三桥黄家客店、贡院前姚氏店”等，很多士子远赴临安城内赶考，就投宿于这些私人旅店之中。据洪迈在《夷坚志》“婆惜响卜条”中记载：“括苍何湛叔存，淳熙丁未赴省试，馆于三桥旅邸。”私营旅馆的规模有大小之分。释文莹在《玉壶清话》中就记载了北宋初年东京城内的名店“十三间楼”，这是一处颇具规模的旅馆。
这所旅馆原为后周大将军周景威所建，到北宋末年仍在经营，该店坐落在旧宋门里、汴河北岸，不仅有巨楼12间，而且“岁入数万计”，有“参政赵侍郎宅，在东丽景门内。后致仕归睢阳旧第，东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此外，还有不少小型简陋的旅馆。随着人们出游热情的高涨，很多名胜古迹附近也出现了旅馆。当时，龙门一带已是旅游胜地，凡游洛阳者，必去龙门，而那时龙门附近已经有旅馆了。
与旅馆住宿紧密相关的，便是各式餐饮店。宋代旅游胜地的餐饮店数量众多，提供的饭菜也可谓品类繁多。北宋东京城内的金明池是当时一处重要的旅游景区，这里面不仅有“街东酒食店舍”，还有“池上饮食：水饭、凉水绿豆、螺蛳肉、饶梅花酒、查片、杏片、梅子、香药脆梅、旋切鱼脍、青鱼、盐鸭卵、杂和辣菜之类”，而琼林苑附近石榴园、樱桃园的亭榭区域“多是酒家所占”。南宋都城临安的西湖则是天下绝景，游人众多。
为了满足游客的用餐需求，西湖周边的餐饮店数量也颇具规模，著名的有丰乐酒楼。此外，小的酒店茶肆也不少，而且每逢旅游旺季，“店舍经营，辐辏湖上，开张赶趁”。凡在节庆期间，旅游胜地的餐饮业也异常热闹。陈允平在《春游曲》中记载：“长安二月东风里，千红陌上香尘起。都人欢呼去踏青，马如游龙车如水。两两三三争买花，青楼酒旗三百家。
”由此观之，宋代的旅馆业和餐饮业已与旅游业紧密结合，不仅日臻繁盛，而且已成为宋代旅游活动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