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多个国家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最新数据，中国以外COVID-19病例已经超过66万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外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正在快速推进。3月17日，中国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准，进入1期临床试验阶段。这款名为Ad5-nCoV的疫苗由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团队和康希诺生物公司联合开发，目前首批志愿者已经接受了人体注射。
几乎同一时间，另一项疫苗临床试验在美国西雅图展开。mRNA-1273疫苗由美国卫生研究院和Moderna公司联合开发，45名健康志愿者接受了第一针注射。尽管各国在这场疫苗研发战役中开足了马力，并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临床试验，但相比于最快4月底就能得出结果的药物（瑞德西韦）试验，疫苗的开发过程要漫长得多。WHO总干事谭德塞就表示，新冠疫苗的研制至少还需要12~18个月。
而在共3期的临床试验过程中，耗时最长的，就是验证疫苗有效性的3期临床试验。通常，临床试验首先在少量志愿者身上开展，以检验安全性以及人体免疫反应。如果效果良好，研究人员将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试验规模，通过更多志愿者检验有效性。而最终的3期临床试验往往需要数千甚至数万名志愿者参与，在他们接种疫苗或安慰剂后，研究者将跟踪他们被感染的情况。在研制一款针对新型病毒的疫苗时，有效性的验证往往需要至少一年。
在全球疫情快速蔓延的背景下，缩短疫苗研制周期、让公众能更早得到保护，就成为研究人员及公众迫切的愿望。这时，一种激进、极具争议性的手段——人体感染试验（human challenge studies）——再次受到关注。简单地说，所谓人体感染试验，就是为了验证某种疫苗或药物疗法的效果，而让志愿者故意感染病原体。这并不是近期提出的新概念，最早的人体感染试验出现在1796年，而且你一定不陌生。
在著名的牛痘接种试验中，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让一位8岁男孩接种从牛痘脓胞中取出来的物质后，又向他注射了致命的天花病毒，结果小男孩安然无恙。在此之后，人体感染试验被用于多项药物及疫苗的开发测试，无数英勇的志愿者主动被致病甚至可能致命的病原体感染，以帮助科学家为更多人找到有效的疗法。
直至今日，人体感染试验依旧常见——当然，现代的试验不会再向志愿者注射那些危险的致命病原体，但在流感、登革热、结核病、伤寒等疾病的研究中，志愿者仍会主动被感染。支持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得到试验结果，帮助研发新疫苗，或是测试一些已被使用数十年的疫苗的有效性，以对其进行改进。近日，一篇发表在《传染病杂志》的文章，再次讨论了用人体感染试验取代传统的3期临床试验，从而加速新冠疫苗研究的可行性。
论文主要作者是罗格斯大学的Nir Eyal。文章指出，人体感染试验是值得尝试的，因为这样的试验能加速疫苗研发，显著降低新冠疫情的整体死亡率与发病率。相较于动辄上万人的3期试验志愿者人数，人体感染试验只需要100名志愿者。而对于志愿者所承担的风险，作者也提出了一些设想。
在志愿者的选择上，作者倾向于在自然感染风险较高的地区，选择较为年轻的健康成年人（20~45岁）开展试验，因为该年龄段患者发展为重症的几率较低。此外，在试验过程中，需每日一次甚至多次地对志愿者进行频繁的检测、一旦出现症状给予最好的治疗。作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志愿者有意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tanley Plotkin对此表示了支持，他在20世纪60年代研发了风疹疫苗。在Plotkin看来，经过精心设计的人体感染试验可以极大地缩短验证疫苗有效性所需的时间，并且这种试验在伦理上是可行的。另一些科学家则对人体感染试验表示反对。即使是一些在研究其他疾病时使用人体感染试验的科学家，对于将这类试验用于新冠疫苗的研发，也持质疑态度。
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免疫学家Matthew Memoli就是其中一员，他参与了流感的人体感染试验，但在谈到COVID-19时，他认为对于这种新型病毒，我们的了解还不够，例如患者出现重症的几率有多大、新冠病毒又会不会带来后遗症。因此，“当你有意让人感染某种病毒时，你需要足够了解这种病毒，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Memoli说。
在一些科学家看来，疫苗将成为终结这场全球大流行的最终希望。在疫苗研发进程中，人体感染试验究竟是否被采用，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在这场分秒必争的战役中，所有研究人员开发疫苗、药物时的初衷，都将在遵守、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试图找到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