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借助于对亚洲的了解，成为“全球化带来的疾病”的观察员，以自己的方式，成为病毒的探路者。流行性感冒还有冠状病毒带来的瘟疫，述说着我们与病毒之间共生共荣而又充满张力的关系，并且描画了一个不得不学会如何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全球化世界。
我们正在改变世界，而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欧洲刚醒悟过来。中国以及其他我称之为“瘟疫哨岗”的其他地方（如新加坡等）则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2003年非典疫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爆发后，各地在病毒学研究和针对人口的监测、检测和监控技术上的投入高歌猛进，为的就是在下次疫情的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中国学者专家对蝙蝠带来的呼吸道综合征疫情有心理准备。如果说武汉从十二月底到一月中旬间丢失了三周的宝贵时间，它现在已经把情况控制住，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情。之前我们无动于衷地看着中国人在为蝙蝠导致的瘟疫心惊胆颤，而现在轮到我们不知所措了。
我们既没有足以对抗疫情的硬件装备，亦没有理解当下发生的事情的视野。因为非典虽然比新冠更致命，但是传染性相对要低，所以在世界上导致的死亡个例更少。我们没有经历过非典的洗礼，没有理解非典使世界产生了变局。这个变局就是中国不止在其国土上，也开始在世界范围管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层自2006年开始就是在中国等国推举下产生。
中国想要在卫生瘟疫治理上成为全球领袖，所以我们如今才看到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面对疫情危机，寻求的是中国而不是欧洲的帮助。
欧洲（广义上）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预防措施（prévention）而不是准备工作（préparation）之上的。卫生预防措施是民族国家在其领土上实行的，比如结核病和天花疫苗在全国各地的推广。国家掌控病毒的传播及其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不平等，包括贫富差异、城乡之别。
与之相反，当我们提到病毒性传染病时，准备工作肯定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因为必须快速发现新病毒，并把疫情控制在其最初爆发之地。地域性危机有可能扩散到全球，因此对灾难要防患于未然，这种思考方式是在1990年代通过禽流感在医学界出现的。当时，美国针对核弹攻击制定的策略成为其中一种应对方案。历史上也有过其他的方案，这些方案的产生很受各国当时当地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
日本对突发事件的想象就很受地震影响，而法国对突发事件的理解是跟社会问题，即罢工联系在一起的，去年秋天我们刚经历过一次。
我的民族志考察是2007至2013年间在香港、新加坡、台湾三地进行的。这些地区2003年经历非典，行动起来抗击禽流感病毒。其准备工作主要分三步进行：首先是在战略要地部署“哨岗”，譬如在华中地区的动物市场，又或者在一个有七万只鸡的养鸡场注射疫苗时故意留出几只不打疫苗。
这些鸡一旦生病或死去，鸡场就能马上侦测到，这样可以及时发现新病原体；然后是进行疫情模拟，特别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最后是储存大量疫苗、抗病毒药物还有口罩，这样不仅可以让大众保持警惕，必要时也可以用来救治他们。总之就是做好准备面对一种无视国界，将波及所有人，甚至所有生物的未来灾难。
病毒学家是细菌或病毒的“猎人”，这就是为什么病毒学家和鸟类学家惺惺相惜，因为后者也会运用追踪、识别技术。
对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让我重新审视猎人的特征。病毒学家-猎人不仅仅是进入野生世界，用显微镜来观察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实体，他们更大的能力是能使用禽鸟、蝙蝠、猩猩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病毒感染动物是一个预警信号，而“狩猎者”可以跟踪病毒如何由禽鸟传染给生猪，再传染给人类，或者就新冠病毒来说，由蝙蝠传给穿山甲再传给人类。这就是狩猎术。
传染病生态学是1970年代出现的一个研究领域，领军人物是两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英裔澳大利亚人 Macfarlane Burnet 和法裔美国人 René Dubos。这两位学者一位研究流感，一位研究耐抗生素的细菌，首先观察到了新病毒的出现是生态变迁的结果，并知会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世卫组织。彼时天花刚被消灭，世卫组织正准备宣布传染病时代迎来终结。
但他们说：你们自以为战胜大自然了，但大自然会来“报仇”的。
这个预言之后应验了：1976年埃博拉爆发（由中非的蝙蝠传染）、1981年艾滋病爆发（猩猩）、1996年疯牛病爆发（牛）、1997年禽流感爆发（鸡和候鸟）、2003年非典爆发（蝙蝠和果子狸）、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爆发（骆驼）……更不用说来自昆虫的传染病了：经由蚊虫传播的登革热已经找上欧洲的大门，五年后，我们很可能会因为这个疾病而再次被禁足。
每隔四五年，动物就传给人类一个新疾病，而我们对此既无免疫力也无疫苗。这就是1970年代传来的坏消息。
我觉得贾德·戴蒙“驯养时代的疾病”这个想法很引人深思。动物的驯养，即家畜化（domestification）造就了“新石器革命”。动物真如字面意思那样进入到了人类的居所中。人类给动物各种福利，照料它们、将其喂食、给其治病。作为回报，它们给人类带来肉、奶、蛋、皮革，甚至是交通工具。
但它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坏处，带来了新的疾病，比如在十七、十八世纪肆虐、给畜牧业带来大量死亡，并在后来衍生出麻疹的牛疫就是一个驯养时代的疾病。戴蒙认为1970年代发生了一场和“新石器革命”同样深远的革命，即工业养殖及其后果，也就是商业的全球化。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四十年间被彻底颠覆了。这就是这些疾病出现的原因。
身陷疫情漩涡之中，要在医疗、公共卫生、政治、经济等等层面作出预估还为时尚早。
在现在这个阶段我唯一能确定的事情是中国已经捷足先登。这是事实。这不是说我们如今需要依靠一个可以强行封城的举措，这仅仅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在管理公共卫生危机上，中国乃至亚洲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我的观点是一个人类学的观点。我们对作为疾病传播者的动物带有恐惧，但很难正视这种恐惧，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受到自然主义的熏陶，把自然和文化对立起来。但我们的自然自由主义也对地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时候学会谦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