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仍在继续，国内形势稍有缓和，病毒又在全球遍地开花，目前已导致七千余人不幸死亡，恐慌情绪随之蔓延。就算告诉大家，根据当前数据，每年流感病毒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远超此人数，也不会减弱大家对新冠疫情的担忧。
大家对流感不甚在意，但对新冠病毒却有这么大的反应，当然与此次疫情波及面广、我们对其特点还不够了解等因素有关，但同时，还存在一种被忽略的因素：因为新冠疫情是一件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突发风险事件，每个人都是亲历者。可能，正是这种与风险事件相伴的经历，干扰了人们的风险感知。
越恐惧，预估的感染人数越多。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去观察经历风险事件如何放大了人们的风险感知。我们（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成员）对这个问题做了一次调查，在2月4日到7日这四天时间里，通过网络问卷收集了424份样本。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25.26岁（15到57岁不等），其中女性占54.96%。他们主要来自这些区域：样本来源区域，包括海外4人。样本中有129人来自武汉市。
问卷中的一些题目用来衡量新冠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参与者的生活，也即“卷入度”，我们同时分析了他们的恐惧、焦虑情绪。结果发现，参与者对疫情的卷入度越高，则平均而言，他们对疫情也会有越高的恐惧、焦虑情绪。之后，我们还让参与者根据自己的直觉，预估这次新冠疫情最终会感染多少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病情风险性的判断。
（除掉极端值后）人们平均预估最终感染人数为89913人；更重要的是，恐惧、焦虑越高的人预估的人数也要越高一些，比如，消极情绪最高的前10%的人，平均预估146857人最终感染。而且，参与者在0~100分上直接评估的疫情风险感知分数，也会随着恐惧、焦虑情绪的增长而增长。
这组数据描绘了这样一种模式：普通民众对疫情的卷入越高，他们便会对病毒感到越恐惧和焦虑，而增长的情绪又进一步推高他们对病毒的风险感知。身处疫情中心，武汉人对火灾的风险感知都被放大了。武汉是国内疫情的中心，那么天天与病毒“打交道”的武汉人，按道理会有最高的风险感知了？答案是肯定的。
与其他区域的参与者对比，武汉人不仅对疫情有着更高的卷入度、恐惧与焦虑，还预估了更高的感染人数，平均达到了118128人，比非武汉人的76820人高50%。经历风险事件对风险感知的放大作用，在与新冠疫情最“近”的武汉人身上得到了强化。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身处疫情中心，不仅放大了武汉人对疫情的风险感知，还放大了他们对其他风险事件的感知。
比如，要求参与者估算一些我国常见事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时，平均而言，武汉人认为“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数是29.1万人，非武汉人是15.2万人，两者相差了近两倍。而在“火灾”死亡人数估算上，武汉人与非武汉人的对比是5.3万与3.1万人。可见，经历风险事件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事件本身的风险认知，还改变了他们一般的风险认知。
数据告诉我们，经历风险事件确实能放大我们对事件的风险感知，但原因是什么呢？这要从人们如何感知危险性说起。大脑如何评估危险？靠情绪而非计算。当遇上危险时，人类的大脑不像精算师一样，能逐一计算所有的后果和概率，因为这样太费时间了。相反，它会凭借直觉在一瞬间就做出“危险”还是“安全”的判断。因为危险刹那间便会发生，只有这种依靠直觉立即做出判断的模式，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机体。而大脑直觉的来源便是情绪。
因此，大脑对一件事情有多危险的感知是依赖于情绪的，这也被风险领域著名研究者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称为“风险即感受”。他和合作者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普通民众对诸如交通事故、核危机等事件的风险概率估计，与事件的真实风险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然而，具有相同情绪的群体，却在风险估计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斯洛维奇认为，风险感知通过情绪由个体主观感受得来。
危险放大：按下情绪按钮。但问题在于，情绪它非常不稳定。当风险事件离我们很远时，我们对它可能没什么情绪感受。而一旦它发生在身边，我们的情绪又可能被立刻调动起来。它会随着事件发生近远，迅速从极低值猛增到极高值。就像在电视上看到一起车祸，死亡人数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如果在现场目睹了一场车祸，它带给我们的将是无比巨大的情绪冲击。
当处于风险事件中，人们在心理上会对它有很高的卷入度，恐惧、焦虑等消极情绪滋生，情绪又助长了风险感知；循环往复，认知逐渐偏离事件风险的正常水平，直到放大危害性而出现心理恐慌。因此，在评价身边的风险事件有多危险时，如果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的这种“非理性”，必要时不妨给自己的风险感知减减分。更希望，这场席卷全球的风险事件尽快得到控制，让人们的风险感知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