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凌晨4点，我国传染病学专家李兰娟院士刚下火车。这是她在1月18日与专家组一道实地考察武汉之后，第二次重返武汉，此次她和团队正式开始了援鄂医疗工作。简单的早餐后，李兰娟便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和专家与医护人员共同商讨诊疗方案，与基层的管理者见面，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援鄂医护人员介绍经验，分享对疾病的认识。在武汉一线，李院士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争分夺秒，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她会进入隔离区和病人交流，当脱下防护装备时，口罩压痕仍然深深印在脸上。她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在防护服上写上“武汉加油”这样鼓励的话语，她还要接受大量媒体的采访，向公众传递疫情的最新进展。而你可能很难想到，这位院士已经73岁。
“严谨求实，开拓创新，勇攀高峰，造福人类。”这16个字就是李院士给她的每位学生上的第一节课，也是她一直践行的箴言。
在李兰娟刚刚走出校园成为医生的时候，她在感染科面对的是大量病毒性肝炎引起的重型肝炎。病毒性肝炎在我国一直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传染病。肝脏是人体重要的“加工厂”，一些病毒感染导致的爆发性肝炎和肝功能衰竭，病情往往十分凶险，病死率很高。在临床中，她受到了一位患者经过血液透析而康复的启发，希望开发出一种体外仪器，来暂时替代病人的肝脏功能，使受损的肝脏有机会再生和恢复。这种人工仪器也就是通常说的“人工肝”。
1986年，李兰娟获得了3000元的青年科研经费，便带领团队开启了人工肝研究。但是由于肝脏功能极为复杂，当时很多人认为人工肝项目不会成功，甚至许多更有经验的专家的判断也并不乐观。有人劝说李兰娟放弃，但李兰娟仍然坚持了下来，她和团队花了十年时间，直到1996年才初步研究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独特有效的“李氏人工肝系统（Li-ALS）”，为我国人工肝领域奠定了基础。
随后，李兰娟又投入肠道微生态的研究，揭示了肝病患者肠道微生态的变化。
2013年，长三角地区暴发了一种不明的呼吸道疾病，而由李兰娟领衔的团队在短短5天内发现并确认了疫情的病原，这是一种全新的重配H7N9禽流感病毒。团队及时提出了关闭活禽市场等措施，随后成功研发出我国首个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株。在抗击SARS和H7N9中的成功经验也被李兰娟院士带到了此次抗疫中。
1月28日，李兰娟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这意味着拥有了培育疫苗株的基础。2月4日，她的团队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阿比朵尔、达芦那韦能有效抑制病毒。李院士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只要还有病原微生物，传染病永远可能发生。我们永远也不能松懈。
截至3月3日，共10个院士团队先后到达湖北。李兰娟院士和她的团队是其中之一。
这一天，另一个院士团队也传来了好消息，于1月26日进驻武汉的陈薇团队在疫苗研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抗击SARS，终结埃博拉。”如果翻看陈薇院士的履历，会发现这早已不是她的第一次“逆行”。在此次疫情中，陈薇团队一直被认为是疫苗研发的种子团队之一。陈薇既是一位院士，也是一位少将，她长期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新型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究，曾带领团队研制出列入我军战略储备的第一个基因工程疫苗。
2000年，陈薇主持研制广谱抗病毒药物IFN-ω（重组人干扰素ω）。2003年SARS肆虐时，她和团队发现，这种药物对SARS病毒有较好的防护作用，可作为健康人群的预防用药。SARS期间共有1.4万名医护人员预防性地使用了IFN-ω喷鼻剂，而无一人感染。
2006年，当“埃博拉”对许多人仍然很陌生的时候，陈薇凭借敏锐的研究嗅觉判断，埃博拉离我们可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她和团队很早就开始了针对这种病毒的研究。2014年西非大规模爆发埃博拉疫情，2014型埃博拉病毒是已知的变异最大的埃博拉病毒之一。而陈薇和团队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快速研发出了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做最坏的打算，拿出最充分的方案，准备最长期的奋战。
”这是陈薇院士面对这场疫情最坚定的态度。
一种新病毒出现后，对病毒本身的认识对药物和疫苗的研发至关重要。我们对于新发病毒和疾病的恐慌，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对它们的不了解。石正丽是我国著名病毒学家，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从2004年开始追踪SARS源头算起，她和蝙蝠的“缘分”已经延续了十数年。
在17年前SARS疫情暴发时，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最早的发病病例大多有野生动物接触史，因此研究人员很快锁定了广东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果子狸。然而，科学家也很快意识到，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除了广东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果子狸之外，全国其他许多地区的果子狸并不带“毒”，在实验室中用病毒人工感染果子狸，它们也会生病。而真正的自然宿主往往长期与病毒共存，而本身并不发病。
也就是说，果子狸并不满足成为SARS病毒自然宿主的条件。它们很可能只是病毒的另一群“受害者”，而SARS病毒真正的源头仍然不得而知。
上世纪90年代，亨德拉病毒和尼帕病毒是两种引发严重传染病的病原，两者都是从果蝠身上，分别感染了马和猪，进而传播到人类社会。受到这两种病毒的启发，石正丽团队也将目光投向了蝙蝠，并于2004年正式开始了这场SARS的溯源之旅。但道路远比想象的曲折。
蝙蝠洞一般在很偏远的地方，大多地势险峻，翻山越岭必不可少。遇到一些小型的洞穴，人只能爬着进去。根据蝙蝠的习性，采样工作大多都在晚上进行。团队首先在广东和广西的果蝠身上采集样品并进行遗传物质检测，但8个月下来却一无所获。在放弃和继续的抉择面前，他们坚持了下来并优化了策略，很快在三种菊头蝠身上检测出了病毒抗体，并因此发现了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SARSr-CoV）。
2005年的这项结果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说明蝙蝠和SARS病毒的源头确有关系。但进一步比较后发现，这些病毒和SARS病毒还有一定差异，简单理解可以认为“它是SARS病毒的亲属，但不是直系亲属”。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石正丽团队的足迹遍布我国28个省市。2011年起，他们在云南一个蝙蝠洞里陆续分离并检测到了许多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r-CoV。
石正丽教授在《一席》的演讲中介绍：“尽管没有发现和SARS病毒完全一模一样的病毒，但我们发现了一个SARS病毒的天然基因库。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们把SARS病毒比作一个积木，那么组成积木的所有模块都在这个洞里找到了。”2017年，在SARS过去十几年后，他们最终证明SARS病毒是几个蝙蝠SARSr-CoV重组而来，也就是说，在广东爆发的SARS最初来源于云南的蝙蝠。
此次疫情暴发后，有了过去多年研究的积累，石正丽团队在初期便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对病毒基因组进行分析比较后，他们将病毒可能的来源再次指向了蝙蝠，研究还确认了新型病毒感染细胞时所使用的受体。这项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此次抗疫队伍中，女性已不再是特例。据上海市妇联2月12日统计，出征武汉的医生超过50%是女性，一线女护士更是超过90%。
山东省妇联11日统计，该省援鄂医疗队的1385人中，近六成是女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思路严谨清晰，喜欢用数据说话，但在镜头面前谈到出征前线的医护人员，她也会控制不住落泪。天津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团队的张颖，解释天津百货大楼疫情传播的视频在网上刷屏，她用缜密的逻辑分析像推理小说一样讲出了这个百货大楼里发生的故事。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程琳在一线不幸感染病毒，经过10天治疗出院后，她响应号召回到医院作为治愈患者献出400mL血浆。这些名字只是千万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的代表。我们无法一一写出所有人的名字，但她们所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用专业和能力赢得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