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隆赫姆是挪威中部一座安静的城市。历史上这里曾是挪威的首都，现在是教育和科技中心，挪威科技大学（NTNU）便坐落于此。2014年“诺奖季”，NTNU神经生物学家梅-布里特·莫泽（May-Britt Moser）像往常一样在实验室里工作。和同事过于投入的讨论，让她差点错过诺奖委员会的电话。她成为挪威首两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的挪威籍女性。
和她一同获奖的是曾经指导过她研究工作的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以及她一直以来的合作者、曾经的伴侣爱德华·莫泽（Edward Moser）。梅-布里特于1963年出生在挪威福斯纳沃格。那是挪威西海岸的一个小城，夏天天光很长，冬天大多时间则被黑夜占据，夜空中偶尔能看见北极光的舞蹈。
梅-布里特并不出身于学术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母亲主要负责打理家里的小农场，但她的父母一直工作认真努力，这给她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童年时期，梅-布里特的母亲喜欢给她讲有关希望和梦想的童话故事。她一直是个“好奇宝宝”，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姑娘。和动物为伴时，她喜欢观察动物的行为，从那时起，她对动物行为背后的机制产生了好奇。大学时，梅-布里特选择了奥斯陆大学心理系。
她对大脑一直很感兴趣，希望找到机会直接研究大脑。在开始进行硕士论文的时候，她找到了奥斯陆大学著名的电生理学家佩尔·安徒生（Per Andersen）。梅-布里特回忆，她“像粘在椅子上一样”，决心一直待在安徒生的办公室里，直到安徒生同意收她为学生。申请PhD时，梅-布里特不顾安徒生的劝阻，并拒绝了安徒生提供的一些提议，坚持想进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她想知道，通过训练动物，动物大脑中的突触是否会随着学习而增加。安徒生起初认为，研究委员会不会批准这项研究的经费。但在梅-布里特的一再坚持下，他最终妥协，同意梅-布里特向委员会递交申请。而事实证明，梅-布里特的坚持是正确的，她成功获得了研究经费，开始了她的博士研究。1995年，梅-布里特从奥斯陆大学博士毕业。
在论文答辩前，她已经收到另一位著名神经生物学家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的邀请，在爱丁堡开始了研究。毕业之后，她在爱丁堡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同时有机会前往伦敦大学学院约翰·奥基夫的实验室作为访问学者学习和工作。当时，奥基夫已经是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上世纪70年代，奥基夫发现当一只大鼠在它活动区域某个特定位置时，大鼠大脑海马区域的一些神经细胞才会被激活。
他认为这些“位置细胞”是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关键细胞之一，它们构建了动物辨识自身所在位置的“内置地图”。奥基夫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让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海马是如何帮助构建记忆的。而梅-布里特和她的合作者，正是在继续拓展这一领域。1996年，梅-布里特收到NTNU的邀请，回到挪威任教。后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挪威继续着大脑的研究。
2005年，梅-布里特和她的研究合作者，在大鼠海马附近的内嗅皮质中发现了一种神经细胞，这些“网格细胞”会在大脑中形成“坐标系统”，帮助大脑更精确地定位和导航。这些细胞结合起来就是大脑的“内置GPS”，让动物能在空间中定位自己。“位置细胞”可以帮助研究大脑如何创造行为，而“网格细胞”则帮助大脑划分空间、计算距离等。这也有望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不同类别的神经细胞如何协调工作。
人类大脑中的空间导航系统似乎有类似的神经细胞组成。而阿尔兹海默症通常会损坏人类的内嗅皮质，因此梅-布里特团队的研究或许也有望揭示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的一些症状，比如迷路。事实上，自从梅-布里特进入奥斯陆大学起，一个重要的人一直在她的身边。
他们一起上大学，一起完成论文，在同一位导师门下攻读博士，去同一所学校工作，一同建立实验室，他们合作了30多年，携手站上了诺贝尔奖的舞台，成为历史上第四对共同获奖的夫妇。她的合作者也是她曾经的伴侣，著名神经生物学家爱德华·莫泽。梅-布里特曾经说过，她和爱德华是工作上的最佳搭档，他们有各自的强项和弱点，彼此互补。他们在科研中始终是一体的，互相成就了对方。他们在乞力马扎罗山顶订婚，随后在奥斯陆结婚。
他们的两个女儿在读博期间先后出生。曾经有许多人问过他们，是如何在有两个年幼的女儿的情况下，还做出如此多研究。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对大脑太着迷了，以至于克服了所有问题。他们共同照顾女儿，会把女儿带去实验室，带着孩子参加科学会议。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梅-布里特会反问：这么做有什么问题？
如今他们已经分居，但依旧是研究中的合作伙伴，仍然在共同管理运营实验室，始终在科研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改变”。
如果搜索梅-布里特的照片，或许会和大多数人印象中“腼腆的北欧人”和“严肃的科学家”形象大相径庭。她几乎一直保持灿烂的笑容。在网上还流传着一段视频，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奖后，同事为她开香槟庆祝，她像个孩子开心地尖叫着，在学校里手舞足蹈，跳了一段“The Nobel Dance”。她在生活中开朗而温和，在研究上却执着而“野心勃勃”，她用好奇心、坚持和热情，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大脑奥秘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