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8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去世，享年96岁。这篇文章，初稿曾以“弗里曼·戴森：科学家与作家的一生”为题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3期，也曾作为附录重印于戴森的中译本著作《一面多彩的镜子》，后又刊登于《数学文化》2015年第3期和《数理人文》2016年第9期，并在微信公众号数理人文与赛先生分期推送过。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名字在中国也许已经不陌生。作为杰出的科普作家，他有广泛的读者。他有好几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处女作《宇宙波澜》甚至有三个译本，而邱显正的译本在2002年荣获了台湾吴大猷学术基金会颁发的首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全方位的无限》、《想象中的世界》、《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反叛的科学家》和《一面多彩的镜子》也先后出版了中译本。
想必很多读者都为戴森的文笔所吸引，而对他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却未必很了解。本文将尝试解读这位集科学才能与人文修养于一身的大家。
现今的戴森即将九十二岁，仍在继续写文章、做研究，包括纯数学方面的一些有趣工作。十多年前，戴森接受南开大学数学所葛墨林教授的邀请访问中国，并游览了首都北京和古城西安。中国悠久的文化与飞速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将扮演的角色寄予了厚望。
这尤其反映在他于2013年7月26日回复给老朋友杨振宁的邮件中：你写道，当我们年轻时，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现在我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你可以因为能够有机会先后为这两大转变做出贡献而骄傲。留给我们儿孙辈的主要任务是，要见证这个转变和平地发生。
弗里曼·戴森1923年12月15日生于英国。
母亲雅特琪（M. L. Atkey）是律师，在40岁生下爱丽丝·戴森（Alice Dyson），43岁生下弗里曼·戴森，之后一直以社会工作者为职。父亲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是音乐家，曾任教于英国历史悠久的温彻斯特学院，后来迁升为伦敦皇家音乐学院院长。
乔治对科学很有兴趣，书架上有很多科学书籍，如怀特海（A. N. Whitehead）、爱丁顿（A. S. Eddington）、金斯（J. Jeans）、霍格本（L. Hogben）和霍尔丹（J. B. S. Haldane）的作品。这使得戴森从小就接触到科学。但戴森说，其实在成为科学家之前，他早就是作家了。因为他九岁时就写了一篇科幻小说。
这篇未完成的处女作后来作为开篇收入到他的通俗文集《从爱神到盖娅》中。
1947年9月，戴森入学康奈尔师从贝特。他立即发现，自己来对地方了：在整个康奈尔大学，居然只有他一个人懂量子场论。量子场论是一个成熟的数学构造，当初欧洲人创造这个理论时，更多的是基于对数学美的考虑而不是解释实验方面的成功，因此大多数持实用主义的美国物理学家不愿费力去学它。
但后来发现，有很多实验需要用量子场论才能解释，这使得学习量子场论成为必要。戴森的到来恰逢其时。因此，戴森一边跟指导老师贝特与聪明的年轻教员费恩曼（R. P. Feynman）学习物理，一边又教他们如何处理量子场论的问题。戴森带去的技巧可以计算一些原子碰撞过程，而得到的数据又能够为实验证实，因此他立即得到了师友的青睐。
1948-1949年，戴森遵循贝特的建议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一年。这是戴森科学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那一年，年仅25岁的戴森做出了他在物理学上的最重要的贡献——量子电动力学的重正化，一年之间，他从一个小卒一跃成为物理学界一颗闪亮的新星。他成功转行了！
1949-1951年，戴森回到英国，在伯明翰大学担任研究员。物理系主任派尔斯（R. Peierls）接待了他。在伯明翰，刚刚完成博士学位的萨拉姆（A. Salam）打电话给他的“英雄”戴森，请求拜访。这次会面激发萨拉姆推进了戴森关于重正化的工作，开启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
1950年，戴森与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的数学家胡贝尔（V. Huber）结婚。1951年，戴森返回美国。
为了吸引戴森，康奈尔大学在戴森没有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破格聘他为物理教授。1951-1953年，戴森在康奈尔一边讲课，一边指导麾下的博士后和研究生做理论计算。他的讲义《高等量子力学》帮助了许多人进入这个领域，六十多年以后作为书籍正式出版了。而在指导学生方面，他认为是极其失败的，以至于决定从此以后不带研究生。
1953年，戴森告别康奈尔来到普林斯顿，而立之年的戴森被聘为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应该说，戴森在这里如鱼得水，找到了家。能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修道院里工作，当属戴森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戴森在高等研究院结交了许多科学同仁。例如，在研究院的同事与访问学者中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梅塔（M. L. Mehta）、约斯特（R. Jost）、勒纳（A. Lenard）。
与戴森交流频繁的还有附近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维格纳（E. P. Wigner）、伯格曼（V. Bargmann）、李布（E. H. Lieb）等。戴森的许多工作就是通过与他们的交流讨论而成型的。
1957年，一个偶然的原因——英国政府不承认戴森在瑞士和美国生的孩子，因而不给他们发护照——导致戴森最终加入了美国籍。戴森在《引路人》一文中写道：“我原本是英国人，只是阴差阳错才加入了美国籍。我同时为这两个国家而骄傲。”
1961年，戴森关于随机矩阵的工作，是戴森与其创立者维格纳交谈的结果。对戴森而言，这个工作令他极为兴奋，他在《戴森论文选集附评注》中写道：1961年我在布鲁克海文度学术假，以极快的速度写完了三篇系列论文。好像我每天都在发现新的要解答的问题。每一个优美的等式在第二天又引出另一个更加优美的等式。
1965-1966年，戴森与勒纳合作，首次从数学上严格证明了物质的稳定性。这个问题在一年前由费希尔（M. Fisher）和吕埃勒（D. Ruelle）作为悬赏（香槟一瓶）问题提出。戴森与勒纳用到的数学技巧源于他1957年对李政道、杨振宁的一项工作之改进。
1975年，斯隆基金会邀请戴森写一本科学自传。在考虑如何回复时，戴森想起了老师哈代的话：“年轻人应该证明定理，而老年人应该写书。
”于是接受了这一邀请，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这引出了他的处女作《宇宙波澜》，1979年出版。戴森曾说，他的生命是从55岁开始的，因为在那个年纪他写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自那以后，戴森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各占一半。戴森作为作家的名望很快赶超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名望。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译成中文的书外，颇具影响的还有《生命起源》、《武器与希望》、《从爱神到盖娅》等。
因其杰出成就，戴森获得了1996年的享有“诗人科学家”美誉的托马斯奖。
1993年，戴森为邱显正翻译的《宇宙波澜》专门写过一篇很精彩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从浪漫的角度来看科学世界，把科学家的生活比作个人灵魂的航程；它有意略过每个科学家生活、工作所在的机构，以及政治、经济的既定框架。在科学史上，团体与个人是等量齐观的，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侧重于机构与团体的活动。
本书特别强调个人，因为我希望写点新鲜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对科学的浪漫观点虽然并不代表全部的真理，却是真理中不可或缺的重点。
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森的书评集The Scientist as Rebel的中译本。就在最近，戴森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评集Dreams of Earth and Sky。
近些年来，国内出版了许多优秀的科普书，其实很多都有戴森写的书评，如美国科普作家瑞德（C. Reid）的《希尔伯特》，格雷克（J. Gleick）的《牛顿传》与《信息简史》，理论物理学家格林（B. Greene）的《宇宙的结构》，费恩曼的女儿米雪·费恩曼（Michelle Feynman）编辑的《费曼手札》，法国数学家埃克朗（I. Ekeland）的《最佳可能的世界》，英国传记作家法米罗（G. Farmelo）的《量子怪杰：保罗·狄拉克传》。
如果译者能将这些优美的书评一并翻译过来附在中译本中，想必会令读者颇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