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和它引起的疾病，对于全世界的医务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新鲜事物。面对这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想要控制它的传播，有三个重要环节不能忽视：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如果其中一个环节被控制住，传播链断了，疾病也就不能再猖狂下去了。那如何发现这三个重要环节呢？这就需要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来大展拳脚了。
前段时间，天津市宝坻区某百货大楼内部发生了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此案的分析一度令人津津乐道。而这种像探案一样的调查，其实就是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中的一环。
1月31日，天津宝坻区某百货大楼小家电区的一位工作人员成为了该区第1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她的丈夫随后也被确诊。但是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两人并没有外出史，也没有接触过野生动物和可疑病例，那他们是怎么被传染的呢？
正在流调人员一筹莫展时，第3个确诊病例出现了。病例3为百货大楼同层珠宝区的员工，1月18日到疫源地进货时接触过发热患者。但病例3与病例1的售货区域不一样，平时也并无接触，而她进货时接触过的那位发热患者也没有被确诊。线索又断了，流调人员再次陷入了迷茫。
此时，病例4出现了，是和病例1、3在同一层工作的鞋区售货员。她能把三个人串起来吗？
然而在流调人员询问时，病例4自述，三个人是不同区域的，生活、工作都没有交集。但是细心的调查人员也发现，病例4是最早出现症状的，发病前也去过有新冠肺炎的地区进货。第5例患者的出现将病例联系了起来。她1月23日下午3点到6点在百货大楼购物时，曾在病例3、4所在的区域逗留。她没有疫源地外出旅行史，没有接触过确诊或疑似患者，且症状出现较晚。专家判断，她的感染应该是来自百货大楼。
天津疾控中心发言人张颖分析说：“虽然第1、3、4例发病的售货员在不同区域工作，但是售货区域在同一楼层，基本是相邻的，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彼此没有4到5米以上的距离间隔，实际间隔甚至小于1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个顾客通过3个小时就被感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8个小时上班的售货员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是避免不了被感染到的。”至此，流调人员们建立起了病例之间可能的联系。
病例4是最早出现临床症状的，且有疫源地外出史，有可能在外出时被感染，之后工作时造成了百货大楼内的病毒传播，传染给了附近片区的病例1和3，病例5也在购物时被感染。在日常生活中，病例1感染了自己的丈夫，也就是病例2。能如此快速地找出患者之间存在的联系，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组功不可没。确诊一个病例也许凭借医生准确的判断就可以，可是把多个病例的信息组成一幅完整的拼图，就需要流调人员的详细调查了。
在排除了在疫源地感染的可能性后，找出患者的社会接触网络，绘制出一条时间线，往往有助于找出疫情的源头。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中，这些信息很重要。警察接到一起报案后，需要对受害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行动轨迹、有无仇怨等方面进行调查，顺藤摸瓜，从众多嫌疑人中排查出嫌疑最大者，并想方设法阻止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流行病学调查也是如此，危害健康的因素那么多，到底哪些才是有动机的“嫌疑人”？
哪个看起来可疑但是没有作案时间？这就需要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获得数据，并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从“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接到新冠肺炎的个案信息后，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会做好防护，带上调查表，动身前往患者所在的医院。他们一方面会向主管医生了解患者的症状和检查结果等信息，一方面会对患者做详细的访谈。“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 正如破案需要证据，流行病学调查的开展也同样需要利用各方面的信息，所以流调人员会请患者努力回忆发病前14天的每个细节，比如什么时候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做了什么平时没做过的事、吃了啥喝了啥……以至于一问就是个把小时，让记忆力不好的患者头疼不已。
而在所有要询问患者的信息中，暴露史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暴露史就是暴露在危险因素中的历史，比如接触了野生动物、在疫情高发地居住过或曾与发热患者同住一个屋檐下等等。采访完了患者和医生，流调人员会撰写调查报告，并完善患者数据库。但这只是个开始。传染病相关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中，通常会收集以下信息。症状：医生通过对症状的问询和影像学检查，可以发现患者的共同特征。比如新冠肺炎患者往往首先出现发热、乏力和呼吸系统的症状。
实验室检查：通过血液、尿液、粪便等检查也可以发现患者的共同点。暴露史：比如患者是否接触过确诊患者、野生动物，或到过某些疾病的高发地带等。居住、旅行史：主要是了解患者有无疫情高发地区居住或旅行的历史。行动路线：在疾病的潜伏期内，患者什么时间去了哪儿、接触过什么人都是重要信息。对于传染性疾病，为了找到可能被传染了的人，调查人员还要详细记录相关人员的姓名和职业等详细信息，以便后续追踪调查。
对于接诊医生的访谈同样重要。这些内容不仅可以为“探案”提供重要线索，也可以为找出重点人群和预防此病的传播提供思路。随着数据库内病例个案的增多、数据不断扩充，后台数据分析人员可以根据现有数据，绘制出疾病的群体概貌，并将数据结果定期反馈给行政部门。同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会得出一份患者行动地图和隔离观察名单。对于患者长时间停留的地点，疾控人员会进行消毒。
与患者同办公室的小王小李、共同居住的家属、共同进餐或聊天的人，也都会进入街道和社区的重点“盯梢”名单，需要居家隔离并及时报告健康状况。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是系统性的、涉及多学科的复杂工作，需要分工合作，医务人员负责临床工作，检验人员负责实验室工作，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通常负责问卷调查、问询和数据分析。在疾病暴发、工作人员人手不足时，更多具有流行病学背景的科研人员和学者会加入现场调查的行列。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有什么用？传染病暴发或流行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传染病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和危险因素，以便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控制疫情发展。通过患者的叙述和回忆，结合症状和实验室检查，流调人员可以推测出是谁传染给了TA，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传染的。
2003年SARS事件中，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5名感染了SARS的医护人员都和同一名患者有关，且其中1名病案室工作人员与患者的唯一联系是，对着窗口说话。这一发现不但找到了5名医护人员的传染源，而且可以确定该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
其次，群体数据可以让我们找出患病人群的特点、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疾病的发生发展随着时间有什么变化，这被称为疾病的“三间分布”，即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和人群分布，是描述疾病或健康状况的重要内容。
一项基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72314名患者的研究，通过用时间做横轴、病例数做纵轴，清晰地描绘出了患病人数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和疾病传播模式，展示了不同人群的患病情况，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疾病的传播模式，也为后期的研究提供了证据。
调查结果也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疫情呈扩散趋势后，各地陆续采取各项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同时，通过了解患者的接触者，跟踪并调查接触者的健康状况，可以尽量避免已感染、疑似感染或很有可能感染的人群进入人群中，从而避免疾病进一步的传播。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中，也有很多困难和挑战。当面对未知的疾病时，一切信息都要从头收集，其中很多信息需要从患者的回忆中提取。
但被调查者的回忆可能不准确，或者故意说谎，从而导致获取的信息不准确。比如，内蒙古一病例无外出史、无接触史，仅仅是住在确诊病例楼上，就被确诊了。但进一步流行病学调查通过仔细询问，最后终于发现了传播途径：该患者曾经未佩戴口罩与楼上的确诊患者近距离说话。这并不是患者故意隐藏，而是真的没想起来自己和病毒有过近距离接触。
又比如，北京一男子刻意隐瞒自己的旅行史，不仅把病毒传染给了亲娘，还让亲娘的患病原因无处可查，更让流调人员画不出疾病的传播图谱。故意隐瞒流行病学史，不仅将他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使更多人被隔离，更涉嫌刻意传播疾病。另外，从感染病毒到初步出现症状，再到出现严重症状或被确诊，往往会经过一定时间。回顾性的调查，有时会难以确定患者是何时被感染上的，也难以确定何时接触的何人可能被此患者传染。
并且还有可能存在漏网之鱼，一些轻症患者或无症状患者可能无法被识别，从而成为传染源，而这些人的确诊，往往是通过其他确诊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挖出来的。对于传染性较强的疾病，暴露史同样难以追溯，在没有做好防护的时候，地铁里站打电话的小哥、公交上打喷嚏的美女，都有可能让你暴露在危险之中。
一项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借助一场5000人的年会，在湖北、湖南、贵州、广东等四省六市传播了四代，造成多地多人感染，这种多代传播往往也难以调查传染源。
不止传染病涉及到流行病学调查。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曾解决过很多健康难题。1854 年，现代现场流行病学的开山鼻祖约翰·斯诺（John Snow）医生通过在伦敦地图上绘制霍乱病例的位置，发现病例集中在被污染的水泵周围，从而揭示了霍乱的传染源。
20世纪50年代以前，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流行着一种原因不明的致死性疾病。结合患者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北京医学院的吴朝仁和连志浩教授率领调查组开展了详尽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细菌学和动物实验，证实该病为肉毒杆菌引起的中毒。又根据对当地饮食习惯的调查，发现此病与当地经常食用的"米送乎乎"（面酱半成品）有关，为当地制定干预策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流行病学调查不再仅限于传染病，糖尿病、高血压、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健康行为等内容也被纳入其中。运用流行病学的方法，我们还可以评价健康干预措施（如禁烟宣传、体育运动指导等）的效果，从而做到预防先行。总之，流行病学调查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如果下次碰到有科研人员拿着一份关于健康问题的问卷请您填写，那您可能也成为了流行病学调查的贡献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