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超过三万名，之后还将有数万人病情好转回家。面对治愈者，多数人开心迎接，也有个别人远远避开。孤立排斥可能传染疾病的同类，或许是出于本能的恐惧。但当排斥扩展到不会引起传染的治愈者时，这种行为不仅危害被歧视者，也将影响疫情中的所有人。
几乎所有严重传染病的治愈者都曾遭受歧视，无论肺结核、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还是埃博拉病毒病。
冠状病毒上一次袭击中国时，一名SARS治愈者讲述：上司在电话中对她说“如果你把SARS传染给我，我不会放过你！”之后她再未与公司有过联系，辞去了这份工作。她的家人没有患病却也受到牵连，丈夫的公司不允许他去上班，女儿也被学校禁止上学。而且，这并不是个例。绝大多数SARS治愈者的生活都受到巨大冲击，疫情期间在工作中受到区别对待，被朋友排斥，甚至遭到家人的疏离。
疫情结束后，仍有很多人得不到物流、酒店及家庭服务，不得不隐瞒治愈者的身份来换取应聘面试的机会。即使在最了解疾病的医疗机构，也有很多SARS治愈者感觉到不被理解和尊重。
当时SARS是一种新型疾病，传染强度及持续时间都处在研究中，同时死亡率高、预防及治疗方法有限，所以引发很大恐慌。这种情绪造成的歧视从可能传播SARS病毒的确诊及疑似患者蔓延至没有传染性的治愈者。
10年后，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爆发，这种病毒不是第一次感染人类，但歧视没有减轻，反而导致了更令人震惊的悲剧。利比里亚的护士Salome Karwah感染埃博拉病毒并痊愈后救治了很多患者，因为在疫情中做出的贡献登上《时代》封面，成为2014年度人物。然而就在两年后，Salome剖腹产出现并发症时，却因埃博拉治愈者的身份被医生拒绝碰触和收治，很快去世。
很多治愈者终于摆脱埃博拉，回到居住地却发现自己的物品及房屋已经被邻居烧毁。因为周围人担心被传染，他们无家可归，买不到食物，再也无法回归之前的生活。
受伤害的不仅是被歧视者，被歧视者身心健康恶化、无法正常社交并可能面临破产。歧视别人者也不能因此避免染病，反而会造成压力，干扰整个防疫的管理。而疫情之下，只要个别人不愿遵守管理规则，就很难让疾病消失。
切断疾病传播的第一步是找到可能患病的人，并进行隔离和检测。如果确诊患者遭受歧视，其他人为了避免也被歧视，可能会逃避追踪、检测和隔离。导致部分患者得不到隔离和诊断，继续在外活动，传染更多人。其次是确诊后的管理，接受正规的治疗和隔离，才能保证患者本身安全并不再传染他人。最后是治愈后的追踪。虽然这时患者已经痊愈，对他人没有威胁，但拒绝观察随访会影响疾病的研究。
如果不能全面了解疾病的特征，将影响其他患者救治和未来疾病管理。
治愈者是解药，也是希望。歧视治愈者不利于消灭传染病，也会影响他们在疫情中的贡献。其中最直接的贡献是血浆捐献，在针对性疫苗及药物出现之前，这是救急的治疗方法。其次，治愈者配合参加研究项目，医生才能了解他们患病及痊愈的过程，之后用总结出的经验治疗其他患者。
另外，西非埃博拉疫情中因为医疗资源有限，很多治愈者帮助护理患者，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压力与风险。因为治愈后短期内不会再患病，治愈者可以相对安全地近距离接触患者，在资源不足时有特殊的优势。最后，陌生疾病来袭时，所有人都会盼望着第一个治愈者的出现，这是疫情可以得到控制的希望。治愈者的故事对尚未痊愈的患者、医务工作者及可能患病的所有人都是很大的鼓励。
治愈者治疗过程的经验，也帮助人们认识及时就诊和配合治疗的重要。
如何迎接治愈者？新型疾病初现，预防及治疗的最佳方法还不能确定，恐惧容易占据上风。但随着研究深入，疾病相关信息逐渐完整，防治措施更加完善，恐惧会逐渐消失。对治愈者贡献和亲身经历的了解，有助于让歧视也随之消散。对于解除隔离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国家卫健委建议继续自我监测健康状况14天，与家人保持距离，定期到医院随访复诊。
确定传染性消失后，治愈者本身短时间内一般不会再感染，也不会威胁他人，当他们回归社区和工作后，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公平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