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经济学的一向不太招人待见，非常时期尤其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先声明一下，本文作者学的是经济学专业，但不敢自称经济学家，更不能代表经济学家群体，也不代表任何其他群体或者单位，只是个人独立发表意见而已。另一个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其实大了去了，那个段子——五个经济学家一起讨论问题会产生六种意见（其中两个来自凯恩斯），一点都不夸张。以接下来要说的口罩涨价问题为例，经济学家意见就很不一致。
不过经济学家的共识还是有的，至少两点：第一，经济学家基本上都真诚地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虽然双方都可能被对方辩友被批评为漠视民间疾苦，但其实大家对公共利益的关心都可圈可点。我刚把认识的经济学家在脑子里挨个过了一遍。第二，都认为对方辩友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这两点当然都是对的。
说回正题：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猖獗，这种特殊时期市场机制还管用吗？兹事体大，不妨找个小切口入手，从大家每天都戴的口罩涨价是不是合理说起。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先介绍一下关于口罩是不是应该涨价这个问题正反双方的基本态势。
反方最近几天，反方——也就是反对口罩价格自由浮动的一方——在舆论上占据了有利地形。
当然需要说明，反方阵营其实也不是一刀切地反对涨价，只是认为不应该涨太多——一个吸引眼球的说法叫“天价口罩”。反方的理由简单归纳一下，大致有三个。第一个可以叫做道德与常识论。基本意见是“公道自在人心”和“做人要有常识”：非常时期大家都要用口罩，口罩价格上涨是卖家趁人之危，“发国难财”，当然应该反对。当然如刚才所说，反方也认为这个时侯一点不涨也不合适，但涨幅得合理，涨太多就过分了。
至于“合理”和“过分”的界限，或者划定界限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一个原则上的解决方式是靠社会规范和常识。澎湃新闻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很有代表性：“涨价一倍两倍还可以，但涨十倍二十倍那就太离谱啦，良心大大的坏了”。围绕这条意见，最近讨论中引用最多的两个代表性文献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桑德斯的《金钱可以买什么》。
前一本书主要用于说明经济学家讲道德是有传统的，以及冷冰冰的市场机制需要和良心、道德相互配合。后一本书实际上是和罗尔斯《正义论》渊源甚深，从伦理学角度对现实中的市场现象抨击颇多，被引用的部分通常都是用于说明，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可能带来道德缺失。这个理由的好处是容易拨动受众的心弦，毕竟大难当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尤其出门买口罩受挫的时候。缺点则是逻辑不够严谨。
另外也有论者说，引用者对《道德情操论》的理解和亚当·斯密的本意颇有出入，而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关系又过于复杂，逻辑不够严谨。于是就有了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可以称为市场失灵论。大意是，市场经济平时管用，但现在疫情汹涌，非常时期，也继续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不好了，因此需要政府干预。
如果再往下细说，又有这样几个理由：其一涉及公平问题：这么严重的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会让穷人得不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关于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从来不缺少相关文献。其二强调外部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身就是个有负外部性的传染病，价格机制让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口罩，从而得不到必要的防护，这会加剧疫情扩散。
其三强调现实世界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存在信息不完全和竞争不充分的问题，这和疫情叠加在一起，就更加需要政府出售干预价格。市场失灵是经济学里的老问题，找文献也多如牛毛。其四则是说口罩的供给和需求在短期内都对价格反应不敏感——需求是“刚需”，供给也难以快速增加，总之是价格协调不了供求关系。这个属于反方里的技术派。
第三个理由可以称为层次论。这和第二个理由有关联，而且更强调技术优势。
大概意思是说，正方很多人老是拿初级经济学课本上价格机制受阻引起短缺那段分析出来说事，层次太低，顺带说明了这些人太小儿科，只懂基于完全信息、完全竞争假设下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所谓价格理论，而不懂打破这些假设之后更高级的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等等。由于学习这些理论需要一定的数理基础，门槛比较高，所以即使经济学家内部也很多人望而生畏。
这个理由是个双刃剑，赞同的觉得找到了知音，不赞同的觉得这是赤裸裸的不讲道理和歧视，还有人认为数学多一点少一点和判断力没什么关系。
而正方，也就是支持价格自由浮动的这边，主要理由的确在大一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写清楚了。
市场经济中价格扮演了两个重要角色：一是向全社会传递资源稀缺程度的信息——物品相对价格越高，说明越稀缺；二是提供有效地激励以协调人们的行为——一种物品相对价格上升，一方面刺激供应，另一方面减少购买。所以，当需求猛增时，如果管住价格不让上涨，那实际上是限制价格机制发挥这两个作用，因此短缺必然势不可挡：需求量过大而供给量上不来。
针对反方提出的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的问题，其中一些人进一步强调，作为一种常见的最终产品，口罩的需求弹性实际上是很大的，因为替代无处不在，比如少出门就是对出门带口罩的替代，而需求弹性小本质上无非是很难找到替代品；同时供给端响应价格的速度其实可以很快。
进一步地，有了供不应求，也就是有了短缺，曾经在计划体制下生活过的读者熟悉的各种扭曲就都在意料之中：商品和服务质量下降，排队，资源误配（等米下锅的人有钱买不到货而另一些需要不迫切的人低价买到过多商品）、搭售（比如口罩便宜卖甚至免费送，但是要收一个比较高的快递费），诸如此类。深一层的思考还包括：谁来确定涨多少合理涨多少就是恶意？
比方说，如果认同“涨价一倍两倍还可以，十倍二十倍那就太离谱啦，良心大大地坏了”，那么在两倍和十倍之间，良心在哪一点或者哪个区间开始变坏呢？最近陕西一个案例为此提供了例证：19元进口罩25元卖出去，被吊销了执照，理由是“哄抬物价”。再比方说，我排了一上午队，我前面的人评价买到了口罩，可是到我就没货了，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在小区群里发个消息，出高价买几个回家给老婆孩子？
我是不是该找找看有没有在药店或者相关部门的同学、朋友？熟悉历史和现实的人还可以举出更更多生动的例子。
上面这些论证也很好理解，不过容易招来一种批评：这只是经济学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的水平（这个理由个人认为其实没什么道理），经济学功力不够的人才如此迷信市场的力量——“市场原教旨主义”。可能部分地因为这些批评，正方也有个2.0版本。
这个版本引用诺奖得主哈耶克的经典论文，说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利润机制可以更好地利用分散在各人头脑中的“个人知识”或者说“默示知识”，这些知识散落在全社会各个角落，瞬息万变，而又难以编码、难以加总、难以在人们之间传递，从而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给中央决策者，而市场经济将决策和行动的权利交给分散的个人，从而有利于这类知识的充分利用，而价格-利润机制可以很好地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分散决策的协调问题。
当然另一位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高引对象。弗里德曼辩才无碍、出语幽默，为价格机制辩护不遗余力，名言警句甚多，圈粉无数。不细说了。
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不一定镇得住场子，而且很容易被吐槽说是数学不好的“中国奥派”（哈耶克通常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或者只学过价格理论（弗里德曼写过一本经典教科书《价格理论》和一本很有名的通俗读物《自由选择》），而不懂更复杂的博弈论、合约理论特别是机制设计。
但是正方还可以有3.0版：再请出诺奖得主马斯金和赫维茨这些人加持一把。他们数学用得好，博弈论玩得熟。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研究领域叫“机制设计”，至少听起来和集中控制的中央计划亲缘关系比较近，反方至少在技术上不好意思鄙视，就像反方搬出魏茨曼的那篇《价格与数量》出来，正方也尽量绕着走一样（这篇文章的本意究竟是啥，以后有空慢慢说）。赫维茨和马斯金的文章技术上门槛高，但有个基本思想很清晰：他们都强调在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市场机制依然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
这很重要，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从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出发得出价格机制有效性的结论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被认为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理由——反方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来批评的，而赫维茨和马斯金他们的工作说的则是信息不完全是现实中的常态，而恰恰在这种常态下，市场仍然是有充分效率的。而且机制设计理论有些概念也很适合描述价格受到管制的经济效果。
回到口罩的故事，价格管制让商家受损失（这是自然，因为成本在往上顶），叫做违背激励兼容条件；如果价格管制让很多商家干脆不卖口罩了，叫做违背参与约束。这些概念不仅背后跟着智力上充满美感的理论，而且听起来也很有格调。这些不同版本，论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归结起来核心都是亚当·斯密《国福论》里“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将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
疫情战况很复杂，而且天天更新，但粗线条地看，双方观点大致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说几点自己的看法。第一，口罩的确特殊。口罩这个东西本来不特殊，但是和现在这么严峻疫情结合在一起，就很特殊了。即使不特殊，但既然现在这么多人认为它不同寻常，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要不要管制则是一个公共决策，政府不可能对这么多人的意见视而不见，所以无论如何，政府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了。第二，市场依然有效。
市场的价格——利润机制，同时也作为一种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和一种高效的协调机制——协调着无数个体的分散决策，的确具有其他资源配置机制无法比拟的高效率。不仅如此，而且市场是一个非常强健的机制。不是说它“平时”好用，但一到“特殊时期”“关键时刻”就会链子。恰恰相反，非常时期、关键时刻，尤其要尊重、保护市场机制的作用。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时候，尤其应该充分认识、尊重市场的这一价值，并且保护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第三，双轨制。那么具体怎么办呢？就用中国人熟悉的老办法：双轨制。政府控制一部分口罩货源，除了医疗卫生机构之外，普通居民按人头定量分配，至于是免费、平价还是适当涨一点价，无关紧要。因此花掉的钱从财政收入中开支。财政的钱其实是老百姓的钱，这么处理实际上是大家一起分摊这个成本。
道理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支持政府干预的人，那你当然愿意掏这个钱；如果你不认同这个看法，但这是个社会的公共决策，而你有这么多支持政府干预的同胞，这是个现实的约束条件，你开心不开心，都得认。除此之外全部放开，价格涨到天上去都不要管。说除此之外全部放开，不是说价格管制在道德上有劣势，而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局面下，价格管制带来的扭曲和成本太高，执法成本也高，两相比较会得不偿失。第四，市场与慈善。
市场和慈善之间，不是也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市场行为还是慈善行为，都是社会个体的分散决策。慈善和市场机制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说一个跟我近在咫尺的鲜活案例。
这次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过程中，一线医护人员的口罩等基本物资得不到保障，很多个人和单位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进行捐赠：一边筹集款项，一边直接和医院科室对接，根据一线需求直接找生产厂家订货，一边联系好物流公司或者义工司机，第一时间将宝贵的口罩、防护服等物资送到一线。第五，市场与伦理道德。“有人坐地起价的确吃相难看，难道不可以谴责吗？”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回答是：当然可以，而且应该。
价格放开，同时要确保信息的正常流动。店家涨价太离谱，顾客可以要发票，可以发微博、发微信朋友圈、发QQ空间，说某年月日某地某药房高价卖我口罩。顾客这样做的时候，不应该要担心会不会惹麻烦，会不会有人找他在训诫书上签字。道理是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和市场机制一样，都是这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政府和学者应该充分尊重市场、尊重经济规律，但同时也没必要故作惊人之语去宣扬违背伦理道德的言论。为什么呢？因为道德规范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非正式约束，本身就是一个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机制，它本身是可以协助市场机制运作的。有人担心道德审判和误伤的问题。没错，任何机制在降低一方面交易成本的同时，一定增加另一方面的交易成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可以低成本地交流和讨论，这不会成为大的问题。
现在疫情依然猖獗，要赢得这场战役，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按照我的理解，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关键是要确保这样几件事情：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三，更好地尊重和引导民间的慈善力量；第四，更好地促进市场、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的结合互补。现代社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混合经济。这次疫情把这一点更加明白无误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社会需要多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市场只是众多协调人们竞争与合作行为的机制之一，除此之外，国家机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要。对一个良序社会而言，无论在平时还是遭遇重大冲击的非常时期，这些机制之间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替代关系，相反它们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协调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在认识上就不要把它们人为地对立起来。再一次向对抗病魔的科学家和一线白衣天使致敬。
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希望每天买口罩、领口罩、戴口罩的日子早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