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女孩扬眉吐气了一回。各家粉丝或以集体的名义，或以粉丝站子的名义，捐款购买物资应援武汉，不但速度快、效率高、资金透明，还能点对点送到医院手中。其号召力、行动力、管理能力都被人津津乐道。果壳接触了两家粉丝——成立多年的“王源粉丝联合应援博”和几乎从零开始的云次方（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和阿云嘎）粉丝“We’ll cover you”武汉应援小组。
王源粉丝联合应援博早在1月25日就将20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送到武汉的多家医院，并分配到武汉的多个社区和福利院。而从中协调运作的核心成员仅有6人。云次方粉丝的应援小组由17家粉丝组织临时联合行动，组织者此前几乎没有物资应援经验，却仍能将1万个医用口罩、11万双一次性手套、1100副护目镜，6万双一次性鞋套等物资送到了湖北当地医生的手里。
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粉丝组织的行动力如此之强、行动效果如此之好？为什么如此松散的组织能在几天之内成功调配到那么多资源？不光是饭圈女孩，其他民间组织，如自发集结起来的各地志愿者团体，也纷纷将物资运抵湖北并分发。更进一步探讨的话，除了通过官方的捐款渠道，为什么这次多了一个选项？为什么通过民间组织自发进行援助成为了一个可选的选项？
由于定好的一批防护服被国家征用、直接拉去武汉了，七七（化名）支付宝账号里的余额从11万变成了31万。一边觉得“完了，钱花不出去了”，一边又感到“很高兴，被征用说明国家在管这个事情，民间、政府都是一条心”。这种悲喜交加的状态是七七和泡芙（化名）作为组织者参与云次方粉丝捐款支援武汉项目之后的常态。
七七是云次方公益站“益起|循云迹”的负责人。1月23日，注意到各家医院发出的求助公告以及微博上的求助信息后，七七尝试给这些医院和组织打电话。在去奶奶家过年的路上，她打了一路电话。然而不少医院的电话根本打不进去，一直在占线，有些甚至会出现被打到关机、停机的情况。
七七之前参与的与其他公益平台合作的项目收到的公益证书。和一同运作公益站子的伙伴们商量后，七七决定做点什么。粉丝站子从事公益，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其他公益平台合作，粉丝站子只负责筹钱，之后的物资购买、调配与运输，都由公益平台负责。项目完结后，公益平台会将公益项目的反馈图片、视频以及捐款使用情况发给站子，并给站子发一张公益证书。另一种则是从头参与到尾，从对接医院、购买物资，再到跟踪物流。
七七只运作过前一种方式。由于这次情况特殊，她犹豫该采取哪种方式，一打听发现，云次方的好几个粉丝站已经有了联合做公益的意愿并已经建了微博群，同时她们也在寻找可以合作的公益站。双方一拍即合。
随着越来越多的站子和散粉的加入，微博群越发壮大，短短一天之内就汇聚了七八十个来自世界各地、身处各行各业的云次方粉丝，囊括16个云次方粉丝站和云次方微博超话管理组，共17个粉丝组织成员。云次方海外粉丝后援会的核心成员泡芙也是微博群的成员之一。她身在西雅图，正是美国第一起新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所在的城市。消息一出，西雅图的华人群便炸了锅。泡芙反过来看了国内的情况，才了解到武汉疫情的严重程度。
粉丝自制的募捐海报，列举了参与的各个站子。群成员协商后认为，光捐款是不够的，要把物资送到医生手里才行。群里有姐妹（云次方粉丝以“姐妹”互称）是武汉人，知道当地严峻的情况。有的姐妹是医生，有的姐妹家里有医药公司或者是做医疗器械的。有意愿、有人脉、有资源，当然，还有钱。毕竟，饭圈给外界围观群众留下的印象之一就是不差钱。
涉及到钱的事儿，七七说刚开始群里的姐妹们也有些疑虑，“会不会涉及非法集资啊？”好在许多站子本身就是有法务的，临时组建的募捐群里也有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粉丝。这些“编外律师”解答了法律相关的问题，确保了此次募捐的合法性，给心存疑虑的粉丝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泡芙说，“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定没有问题。”剩下的，只是行动起来。
根据公示的个人捐款明细，第一轮捐款从24号晚上六点半开始。
本计划于当晚八点结束，但直到25号下午一点，仍有捐款进账。总共募集到约24万元善款。设置捐款截止日期是为了“给粉丝的热情安上闸门，让钱款和物资基本对等，不让姐妹们的善款无处可去，”七七说，“等下一次闸门打开的时候，也许会冲得更快”。她是筹款组的成员，所有人的捐款都会汇集到她那里，每次花钱也都会经她的手。用七七自己的话说，她每天都看着余额做“仰卧起坐”。钱花出去了，又被退回来；再花，再退。
不是敲定好的物资被征用了，就是物流出问题了。七七本来希望赶紧把钱花出去踏踏实实过年，结果到现在余额还没清零。泡芙是医院组与物资组之间的协调对接人。作为公共卫生专业的在读学生，她比较熟悉口罩的标准、医用防护服的标准，会帮忙确认找到的物资是否合格。这是她第一次参与饭圈组织的应援。
一开始，场面相当混乱。“每个人都做了很多事情，大家又不知道谁都做了什么事情。同一件事被重复做了好几遍。
”忙了一晚上，泡芙觉得不行。没有明确的分工，会导致重复工作，降低效率；没有明确的流程，无法跟踪进展；没有明确的标准，有可能买到不符合医用要求的物资或是医院根本不需要的物资，白白浪费了大家的善意。“很难记录，很难完善，也很难做到严谨。如果一开头就乱了，后面会很难进行。”于是，泡芙用了整整一天一夜，整理出了一套具体的流程；又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和另一位云次方海外后援会的成员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体系。
整个项目有一张表格，包括每一个物资的联系人、物资的资质、医院的联系人、物流信息，以及筹款账单等等。同时，形成了与物资、医院对接的“六步到位”原则，并以商务PPT风格公示出来。
开头的一周最为艰难。泡芙的卧室在二楼，那一周她没有回过二楼睡觉，一直在一楼的桌子上和沙发之间活动。泡芙回忆，当时完全不给自己睡觉的时间，只要还能醒就不会睡，经常是抱着电脑和纸就自动睡过去了，两三个小时以后又自动睁眼。过了一周左右，大家慢慢熟悉了流程和各自负责的部分，效率也逐渐提了上来。
与此同时，物资也分批运抵了湖北各城市的医院。让泡芙记忆犹新的是与武汉第一医院医生间的沟通。
泡芙在1月25日就跟武汉第一医院的医生建立联系、确认医院的需求，但是因为物流的原因，物资迟迟没有送到。当物资在28日那天终于送达的时候，对接的医生给泡芙发语音，一边哭一边说，“我都不敢跟家里说差物资差得很厉害……我差东西都没有这样哭，现在有了东西反而哭……我连我妈妈都不敢跟她说这边什么都没有……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王源的粉丝基数庞大，各类粉丝组织层出不穷，也有类似七七和泡芙加入的囊括多家站子核心成员的联系群。只不过这个群存在的时间要比云次方的微博群更久一些。毕竟，阿云嘎和郑云龙2018年底才逐渐走红，而TFBOYS的粉丝已经被称为“帝国姐姐”好多年了。
王源粉丝应援博的日常应援活动，都始发于这个几十人的大群。此次武汉应援活动也不例外。1月21日，在决定要应援武汉后，群成员都尽可能去找物资，再发到大群里。大家集体商量哪条路能走得通。能接触到最多资源的几个人又成立了一个小群，主要负责这次的应援活动。准确的说，一共有六个人。
2013年便加入王源粉丝后援会的诺诺（化名）是其中之一。参加过多次应援活动的诺诺认为，这次的武汉应援是最艰难的一次。
“因为变化太多了，每天都有意料外的事情发生，”诺诺说，“只能根据掌握的最新信息，来即时制定、修改下一步的计划。”医院每天都在使用和接收物资，需求随时都可能变化。此次应援的另一位参与者、王源粉丝海外后援会的成员Nancy曾听医生提起，一线需要压缩饼干。吃含水量少的压缩饼干，既能补充体力，更能少去厕所、降低换防护服的频率。不过，只一两天的时间，这个需求就被满足了。
为了确保送到医院的物资是有效的，诺诺和伙伴们都会提前和医院确认好每个医院缺少什么样的物资、缺多少，据此再做物资的调配。
物资情况也随时会发生变化。1月23号，她们通过粉丝的个人关系联系上了3M公司。3M公司开始说口罩没有现货，紧接着就说所有口罩已经被国家征用了，没办法供货。光是联系上物资还不够，还要确认物资的真假、是否在有效期内、经销商有没有被授权等等。“哪怕有一点问题我们都会直接放弃，”诺诺说，“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用到一线的，我们所有人都特别谨慎。如果物资不合格、不过关的话，送到医院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害了医生。”
更多变的是物流。“当你觉得尘埃落定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转折点又来了，”Nancy说。王源粉丝联合应援博的第一批物资20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于1月25号运抵武汉。本来厂商说可以帮忙运输，临到24号下午突然改口说运不了。诺诺和Nancy几乎把所有物流的电话都打了一遍，都说到不了武汉，最后还是通过当地的志愿者帮忙，才把东西送到医院。
除了送往医院，这批口罩还送给了武汉当地社区和福利院的老人。
这个点子来自粉丝的提议。有粉丝提出，老人这类弱势群体，本来抵抗力就相对较低，在现在的情势下，又很难买到口罩，应该匀出一批口罩给他们。有好点子，更要有靠谱的执行。第一批口罩的分发，在当地志愿者大力配合下完成。武汉当地的志愿者也有一个临时的组织，Nancy和对方的沟通，更像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对接。
Nancy这边代表王源粉丝联合应援博提供物资，当地的志愿者组织负责统计每个社区和福利院的口罩需求量以及口罩的运输、分发工作。
被问到如何联系上武汉当地志愿者车队时，Nancy说：“就是各种关系网，加了无数个群，到后来都不想拿手机打字了。”解决物流问题，除了当地的志愿车队，医院自己也有办法。有的医院因为太缺物资了，会派人开车专门来高速公路口接收物资。
因此，只要能和医院对接上，只要医院能弄到通行证，物资就能送到医院手里。对接医院的信息，少部分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更多的是来自微博上医院的公开求助信息。Nancy感觉，物流最紧张的时候就是春节前后，之后一直接着逐渐缓解，到现在，基本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了。
目前，王源粉丝联合应援博的第二批物资20万只一次性医用手套，也已经送到武汉及周边城市的多家医院。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数字媒体发展导致信息传播控制权的释放，使得个人化的信息能被传播出去、被看到、被接收到，进而使得个人有更多机会对其所处的社会产生影响。医院的求助信息、生产销售厂商的产品信息、物流方的联系方式，都可以通过公开的平台被有心之人找到。微信群、微博群将天南海北的组织参与者联系起来，即使身处他国也不妨碍沟通。
一个又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通过某个群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人连结起来。
泡芙觉得，在应援武汉期间，基本上各行各业的人她都碰到过，包括武汉本地的志愿者，各个企业的志愿者，各国的华人组织——德国的、法国的、澳大利亚的、美国的、日本的、墨西哥的等等。全世界的华人都在用各自不同的途径支援武汉。泡芙曾碰到过以个人名义进行志愿活动的某日化公司的工作人员。两人相谈甚欢，因为阿云嘎和郑云龙曾是这家公司的品牌大使。
在一个医院群里，泡芙认识了一位来自上海方达律师事务所的姐姐，这位姐姐不但帮她介绍了不少资源，由于方达事务所和长江商学院合作募捐，还将泡芙拉入了长江商学院的物资群。
在另一个物资群里，不光有泡芙，还有肖战粉丝团、王源粉丝团等其他粉丝团的成员。一天，王源的粉丝加了泡芙，说她们的物流遇到了问题，想问问泡芙这边的解决经验。那位粉丝就是Nancy。一个群又一个群，一个人又一个人，一个节点又一个节点。民间志愿网络渐渐庞大起来。就像一块又一块碎布，通过一针两针有了连结，哪怕织得稀疏，但铺展开来，其覆盖面不可小觑。
科技有功，但不能全归功于科技，卡斯特也强调，不要过分强调技术的力量。技术虽然给更多人提供了参与社会变革的机会，但并不会决定社会变革的方向和内容。虽然多层次、互动性的传播体系给“新信使们”更多的机会来让更多人听到看到自己的信息，但关键还在于使用技术的人。使用者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使用者手里，会结出截然不同的果实。
一线医生给粉丝发来的反馈图片，感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像那句老话，硬币皆有两面。在结识有大爱的志愿者的同时，泡芙和姐妹们每天也都会遇到许多骗子——坐地起价，卖假物资，欺骗志愿者，欺骗医院。一面被拼命工作的一线医生所感动，一面听到其他志愿者哭诉自己的被骗经历。“黑暗面与光明面的对比，太明显了，”泡芙说。
泡芙也差点被骗过。曾有个姐妹在网上找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求助海报，加了海报上的微信，并按照对方的需求给医院募捐了一批医用手套。在这批货发出去的当晚，对方把这个姐妹的微信拉黑删除了。据泡芙回忆，当时大家“一下子就懵了”。之后她们通过志愿者了解到，金银潭医院并没有公开发布求救的信息，医院的真实电话号码和海报上的也不一致。幸运的是，她们立刻联系了其他医院，并及时让物流改道顺利把物资送达了。
在研究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气候变暖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时，政治传播学者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和亚历山德拉·赛格贝里（Alexandra Segerberg）发现了值得深究的现象：上述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没有所谓的领袖，没有核心的NGO对成员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声势却如此浩大。
“我们是那99%”（we are the 99%）——占领华尔街运动有影响力的口号之一，在推特、脸书上被分享了上千万次。
相比之下，传统的非政府组织（NGO）、非赢利组织（NPO）等，连说服成员捐钱都颇费周章，更不要说动员大家行动起来。原因何在？班尼特和赛格贝里认为，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应用，改变了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的形态，促使新形态的连结型行动（connective action）产生。
对于传统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而言，为了避免搭便车（free ride），必须要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强有力的管理、对成员的有效激励。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不能因为个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期待这群人能团结一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行动。
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人的显著特征是行为前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和权衡，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大群体中，个人的贡献不容易被注意到，做了不一定得到应有的奖励，不做也可以享受最终的成果。理性的个人会选择搭便车——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即使每个人都同意“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而对于新形态的连结型行动而言，必需的是以公开网络为传播媒介的个人分享，分享已经内化的观点、计划、图像、资源等。个人分享某条信息、参与到某项群体行动中，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愿望、生活方式或者对现状的不满。当参与成了一个表达、当个人化的表达内容被他人认可、分享并且被重复表达时，人们便获得了参与行动的自我激励，巩固了对自我的认同。连结型行为始于自我驱动的分享，从源头就避免了搭便车现象。
在连结型行动中，个人不再是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也不是任组织派遣的底层虾米，而是拥有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参与者。同时，网络社交平台将参与运动的松散组织和个人连结起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stitching mechanisms）。以互联网社交平台为中介的组织，由人际网络支撑的弱关系（weak tie）构成。由于身份认同的弱化，连结型行动的参与者身份更加多元化，对参与者的包容性也更强。
班尼特和赛格贝里在分析了与占领华尔街运动有关的六千多万条推文后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算是两种模式的结合体，其底色是连结型行动；在需要统筹资金、调配物资时，一小群核心组织成员临时扮演了传统集体行动中组织者的角色。在一个参与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新兴NGO的网站上，传统非政府组织必不可少的简介条目“我们是谁（who we are）”被撤换掉，变成了“你是谁？（who are you？
）”你驱动，你选择，你参与。
自带话题的饭圈女孩无疑给应援武汉项目抹上了一层独特而又鲜活的色彩。围绕着饭圈应援的讨论，在疫情相关讨论里也显得相对轻松。被调侃最多的还要属TFBOYS的三家粉丝。无论是平时应援，还是演唱会上的灯牌比拼，都反映出“掰头（即battle）”风气在TFBOYS粉丝内部盛行。
有围观群众认为，这次三家粉丝对武汉的应援如此迅速而有效，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三权分立”——每家粉丝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另外两家粉丝仔仔细细地审查，丝毫疏忽都不会被放过。有人还戏言，以后捐款要捐给有对家的粉丝组织。为了不让对家挑出错，该组织一定会小心小心再小心。
但诺诺和Nancy都严肃地否认了这一说法。诺诺说：“我们从没关心过另两家的情况，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做公益无battle，只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做好。”其实，细观粉丝组织的行为，起到监督作用的不是对家粉丝，而是就在身旁的自家粉丝。
两家粉丝都有提到曾因过高价格而舍弃部分物资。理由都极为相似——购买的物资都要公示，如果价格过高，会引起自家粉丝的质疑。泡芙曾联系到一批84消毒液，8块6一瓶。当时就有群里的姐妹提出质疑，平时在超市买84消毒液才不到3块钱一瓶，涨价得太厉害了。这笔交易就此搁浅。
虽然饭圈“撕”起来总是令人瞠目，但能“撕”起来，意味着双方处于差不多对等的位置。同好圈的性质，公开共享的氛围，使得粉丝组织内部的每个人都有权监督。当然，没有对监督本身的有效约束，有时也容易跑偏过激。还是那句老话，硬币有两面。
七七所在的“益起|循云迹”成立于2019年3月，曾以云次方粉丝的名义发起多次捐款以行善举，也曾因为文案的不谨慎被粉丝“撕得很惨”。被质疑、被批评的结果，是公益项目的不断完善，无论是在流程上、还是在文案表达上。七七说：“这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不会说我是小孩，永远就是小孩。”
根据七七的经验，公益项目的进展如果稍稍公示晚了，就会有粉丝来询问，“我捐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反馈？
”这时候，七七就需要去一笔笔地查，拿出实在的证据才能令粉丝满意。这次应援武汉的项目，七七一开始更倾向于只筹款，之后的事情交由其他慈善组织来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这中间会出现很多无法预估的情况。我怕再把我们拖到之前被撕得很惨的境地去。”直到看到群里姐妹们自带的丰富“资源”，她才稍稍安心。
对行为的监督除了来自自家粉丝，还来自对蒸煮（即正主，指粉丝喜爱的明星）的感情。“顶着我们喜欢的人的名字，我们真的不敢做出不妥的行为，”泡芙说。“因为我们头上现在顶着的是我们喜欢的人的名字，如果说我们做的不对，第一时间就会损害到两位的形象，”七七说，“就像头顶有一个标尺一样。”
不得不承认，朴素的爱，有时候比任何精细的规章制度都有效。同时，这也说明，顶着“XXX粉丝”的名义行动，是一种表达。粉丝在通过自己的能力为武汉出一份力的同时，也当了一回自家爱豆的宣传员。募捐期间，泡芙用自家爱豆带口罩的图片当作微信头像。
听到医生说“以后会多关注阿云嘎和郑云龙”，总是让泡芙特别开心。有一次，肖战粉丝和云次方粉丝的物资同时到了一家医院。
医生在群里感谢了肖战的粉丝，同在群里的来自某日化公司的志愿者善意提醒说“不要忘了我们双云的粉丝”，还让泡芙在群里晒云次方的帅照，顺手安利一把。泡芙在手机上翻了好久。翻了三四百张图，不是医院的求助海报，就是物资信息、物流截图，好不容易翻出一张两人的图片，还是单人图拼起来，并不是真正的合照，更不是两人最帅的照片。泡芙觉得有点遗憾，“好像光顾着募捐，把蒸煮都忘了。”
目前，诺诺和Nancy正在运作王源粉丝联合应援博的第三批应援武汉的物资，其中包括一次性隔离衣、免洗手消毒液、医用酒精和从国外运回的防护服等，主要是为了满足湖北当地医生反馈来的需求。Nancy说：“我们的工作基本结尾了，钱也花完了，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送到，近期大概都会送到。”云次方粉丝的两轮活动还在进行中，截至2月7日七七的账户里还有7万多元的余额，这笔钱要花在哪里，需要视情况而定。
“目前，留给民间组织活动的空隙已经不多了，”泡芙感觉紧缺物资越来越难买到，越来越多的正规厂家被政府征用，“国家这么庞大的体系，运转起来需要时间。作为民间组织，我们既然能快速行动起来，就希望能帮国家补上这个时间差。等到国家介入的时候，我们就能退居二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