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湖北省外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病例持续下降，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转向受疫情拖累的经济，尤其是数量巨大的中小微企业。
为准确估计疫情对经济和企业运行的影响，了解疫情下中小企业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课题组于2月10日起开展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微企业生存状态专项调研，基于2017至2019年连续3年调查的近万家企业样本库，通过电话和网络访问了2100余家样本企业，覆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河南、辽宁和甘肃五省两市。
事实上，中央各部委、各地政府连日来已纷纷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纾困措施。
但中小企业之“困”，究竟困在哪里？根据调研和访谈，我们认为，疫情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冲击，根源在延迟复工。延迟复工在短期内，一方面会造成企业“空转”，即在没有营收的情况下，企业仍要支付人工、租金等成本，导致现金流紧张；另一方面则会带来履约困难，企业不仅无法完成现有订单，赔付违约金，甚至会造成客户流失。
如果说短期的延迟复工会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那么在中长期，延迟复工带来的困难会更具传染性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资金链断裂造成无法及时还贷，而违约风险可能在信贷网络中扩散；类似的，履约问题可能在供应链中传递，造成上下游中断，乃至市场重组。
为有效防控疫情，延迟复工无疑是必要的，因而目前已出台的纾困政策，大多聚焦降低企业“空转”成本，如减免房租、减税降费，减免五险一金，或旨在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资金压力。但从经济影响的角度考虑，在安全的前提下尽早复工则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可谓最有效的纾困措施。
复工与防控矛盾并非无解。
尽管大多数省份2月10日之后开始允许有序复工，但受访企业中，能在2月10日复工的只有22%，未复工企业中，预计在两周之内能够复工的则不足15%，令人担忧。而即使能够复工，大多数企业也无法全员开工。在7个省市中，北京、上海和辽宁复工率较高，为40%，35%和25%，而疫情较为严重的广东，河南和浙江，复工率则低至23%，12%和7%。
令人惊讶的是，受疫情影响较小的甘肃，复工率只有16%，其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各地区可能面临不同的复工困难。
我们还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估计了各省截至2月10日的移民人口返工比例，发现对于高度依赖移民的广东和浙江省，其返工比例仅为26%和11%，也从侧面印证了企业所面临的复工难度。
大量企业因“空转”而面临资金困难，分别有50%和61%的受访企业家认为人工和租金是主要的成本压力，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这两项成本对企业家的考验尤为严峻。相应的，66%的受访企业家表示存在现金流问题，尤其在上海和广东，这一比例超过70%；而63%受访企业的现金流无法维持三个月以上。
同时，有一半以上的受访企业家表示存在合同履约问题，49%的受访企业家则将订单减少视为最主要的经营问题。14%的企业家甚至已经开始担心产业链中断问题，在浙江，这一比例达到18%。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复工不断延迟，其中一些担忧将很有可能变成现实的问题。
那么对于决策者，似乎正面临一个防控疫情与及时复工间非此即彼的选择。
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了解实地情况就会发现，在许多地方，复工与防控的矛盾远非不可调和，因为各地受疫情波及程度本就差异明显，而且造成复工困难的原因也并非只有疫情一个。比如河南，相对严重的疫情自然使地方政府在复工问题上颇为谨慎，但实际上，其低至12%的复工率不仅仅由于疫情管控，还因为阻断的物流。受此影响，40%的企业家表示原材料存在短缺问题。
同样受到物流受阻困扰的，还有更加地处内陆的甘肃，这两个比例分别为25%和47%，远高于沿海省市。复工，不是简单的人员到岗，而是生产要素的全面就位。而对于地处内陆或更偏远地区的企业来讲，保证原材料供应的可能是横跨多省的漫长交通线，而物流受阻就很可能成为阻碍复工的瓶颈之一。但恢复物流，不仅需要部门间紧密协作，也需要地区间的有效协调。
同时，对货车司机来说，长途运输无疑增加了他们被传染的风险，客观上也迟滞了物流的恢复。因而加强对运输业从业者疫情防护，并给予适当的经济激励，也将有助于保障物流和企业复工。
尽管甘肃受疫情影响较小，但其复工率仅为16%。除了因为物流受阻因素，资金周转压力也是重要因素。在甘肃受访企业家当中，超过70%表示存在现金流问题，而34%的企业家认为主要的成本压力是偿还贷款，远高于其他省份。
在此前的调研中我们已经发现，甘肃中小企业通过向银行贷款融资的比例实际上高于大多数其他省份。那么在疫情冲击下，偿还贷款的压力无疑会让因“空转”而紧张的资金链更加捉襟见肘，银行可能的抽贷则会让企业家更加左右为难，甚至迟滞复工，导致恶性循环。在我们的调查中，44%的甘肃企业家将“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延长贷款期限或部分减免债务”视为最有效的纾困措施，这一比例也远高于其他省份。
所以对甘肃而言，相对宽松灵活的融资和还贷政策可能是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保障及时复工的关键。
而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且流动人口较多的广东和浙江，延迟复工是管控疫情的必要手段，但也并不意味着在防控与复工之间毫无余地。实际上，各城市乃至区县的流动人口规模，尤其是来自湖北的流动人口规模相差悬殊。
比如根据百度迁徙大数据，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今年春运开始后离粤返乡人口中，只有7.7%回到湖北，其中超过70%又来自深圳、广州和东莞，因而对其他城市来讲，流动人口带来的防疫压力并不特别大。类似的，过年前离浙返乡的人口中，只有5.8%返回到湖北，又有近70%来自温州、杭州和宁波，因而，根据具体疫情和流动人口情况制定相应政策，将无疑有助于各地政府平衡防疫与复工，精准落实有序复工。
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根据当地情况，利用企业的具体信息，实施“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尽早复工。但考虑到中小微企业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基于层层申报、层层审批的信息收集和决策机制，在实践中难免低效、迟缓。而企业即使准备就绪，仍可能无法复工。因此，对地方政府来讲，与其“一企一策”，不如是否复工的决策交给企业家，相信企业家，从而充分高效地利用企业信息。
同时，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企业防控疫情的奖惩制度，谁复工谁负责，保证复工有序有效进行。事实上，在对企业家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企业家普遍对防疫和安全生产非常重视。作为企业的第一责任人，他们同样要在防控疫情和尽早复工间做出慎重的权衡。
大疫当前，我们的手中实际上有两本账，一本生命账，一本经济账。疫情防控刻不容缓，但从经济账的角度，抓紧复工复产，从根本上为企业纾困也迫在眉睫。
二者之间的权衡注定艰难和充满挑战。正因此，负责任的决策应尽量避免做非此即彼式的简单判断，避免“一刀切”、“过度反应”，真正做到复工科学、有序，尽可能兼顾、平衡。而科学有序复工的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地方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将决策权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家，让他们针对具体问题，寻求最为合理、可行的复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