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爱思唯尔宣布调查期刊审稿人的“强迫引用”行为后，辉瑞制药前高级研究员、曾登上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学者榜单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周国城，成为了首个被揭露的案例。在论文同行评审过程中，审稿人利用自己所处的权力高位、强迫论文作者引用指定论著的“强迫引用”行为，被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再现。
根据Nature近日报道，1月29日国际学术期刊《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JTB）宣布，期刊编委会的一位成员在接受“最高级别的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后，已被逐出编委会。
随后JTB的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被撤职的编委是辉瑞制药前高级研究员、曾经5年连续被科睿唯安评为全球高被引学者的美籍华人生物物理学家周国城（Kuo-Chen Chou）。据悉，在担任JTB编委期间，周国城在审阅投稿论文时要求作者大量引用自己的论文，最多的时候超过50篇；他还建议作者将自己开发的一种算法的名称加入论文标题，以提高曝光度。
值得注意的是，周国城的这种强迫引用行为并非只发生在JTB这一本期刊。另一本国际学术期刊《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在2019年年初就禁止了周国城继续参与期刊的论文审稿，但当时并未公布他的姓名。该期刊副主编Jonathan Wren向Nature表示：“他（周国城）的自引要求数量令人震惊……而且这种可疑模式可以往回追溯几十年。
”周国城来自上海，上世纪60年代在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现为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酶动力学。经过数年国内和海外的学术生涯后，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产业界，曾任辉瑞制药的高级研究员。
2003年从辉瑞退休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成立了名为戈登生命科学研究所（Gordon Life Science Institute）的组织，并称该研究所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无实体机构。在2003年以前，周国城发表了168篇论文，大部分文章发表在计算生物学领域内，引用量累计2000次。
然而爱思唯尔的Scopus数据库显示，从辉瑞退休后的17年后，周国城已发表的论文增至602篇，被引用次数高达58,000次，H-index高达159，成为了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现在看来，这17年间的“学术爆发”很可能是周国城滥用审稿人权力、破坏审稿规则带来的。最先发现相关证据的是《生物信息学》副主编Wren。
他审查了自己期刊上所有周国城经手的论文，发现周在每次审稿中都要求作者添加平均35条引文，其中90%都是他与其他人合著的文章。JTB得到Wren的通报后，才开始了对周的调查。他们发现，周审阅过来自戈登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同事的稿件，但期刊无法追踪到其中一些人的信息，这让JTB开始质疑他们的真实性。他有时还会用化名审阅论文，或从他所在的研究机构中指定审稿人。
除此之外，周经常以共同作者的身份（co-author），在审稿的最后阶段被添加到论文中。然而，周国城本人却对自己的行为持不同看法。他在接受Nature采访时表示，自己在论文中提到的算法不是“审稿人的强迫引用”，而是因其高效性而被许多用户所认可使用。据报道，他拒绝回答因上述行为而被期刊撤销审稿和编辑资格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将Nature引用到了自己的网站上。
目前，学术出版界的“强迫引用”行为开始受到清查和打击。学术出版过程中，做出周国城这种强迫引用行为的编辑和审稿人并非不存在。2017年爱思唯尔期刊《国际土壤科学杂志》（Geoderma）编辑Artemi Cerdà就因操纵被引数辞去职位。而出版商也开始和高校合作，通过对引文数据的分析，筛选出了一批存在“高度疑似强迫引用”行为的审稿人。
2019年9月，爱思唯尔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从大约50万名审稿人中筛选出了约69000名与其有密切合作的审稿人，然后对比了这些审稿人经手的论文在提交给期刊之前和被接收之后参考文献出现的变化。调查发现，高度疑似强迫引用的情况大约占调查总人数的0.1%，表现出可疑引用行为的占调查总人数的0.8%。
虽然总体来看审稿人的强迫引用行为比较罕见，但爱思唯尔开始考虑建立一个算法检测机制，帮助出版方对比论文在投稿时和被接受后的参考文献信息。一旦类似的情况出现，编辑就可以得到提醒，从而采取应对措施。这也正是发现周国城不当行为的生物信息学家Wren正在做的事。目前他正在开发一种算法，希望可以利用AI自动标记论文中异常的引用模式。2019年，已经连续5年入选全球高被引学者榜单的高国城没有出现在最新的名单上。
当年，科睿唯安决定删除名单中自引率异常高的学者。但是，如何解决那些已经被“塞进”其他人论文里的引文成了一个难题。JTB的出版方爱思唯尔向Nature表示，“谈撤稿还为时过早，但目前还没有方法能够删掉在索引服务中已经生效的引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