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布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开始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天。在这30天中，全国统计的确诊病例数从41例增加到了超过40000例，新冠病毒的传播版图从武汉一地蔓延至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及其他24个国家，疫情的发展非常迅猛。
2月4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宁毅接受《知识分子》专访，强调此次“抗疫”，我们面对的是“疫情”，不是“病情”，防控需全局思维，要提高整个防控系统的效率，而不是单一病人、单一医生和单一医院的效率。他同时指出，控制传染病有三个要点：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和医疗端的保障。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后端的病人太多了，导致医疗端的压力过大，这个问题非常紧迫，亟待解决。
宁毅认为，传染病有一个概念要特别的强调，就是疾病的“病”和疫情的“疫”是完全不一样的。疾病的“病”，它是单一的病，就是说医生面对一个病人就是一个病人。而“疫”是说我们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背后可能会产生更多潜在的病人，可能像洪水猛兽般扑过来，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与这个病人相关的其他人引起的传播。
所以，从防疫的角度来说，医生在门诊上接诊病人，主要的目的是控制传染源，避免让病人再次出去传播，切断传播途径的预防措施可能比治疗本身更重要，至少是要相互兼顾。
宁毅指出，不同的地区情况不大一样，但是要强调传染病的控制需要全国一盘棋。目前武汉已经封城，应该说那里的情况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全国都去支援。在现阶段，我觉得这场仗打得还是蛮艰苦的。
香港大学1月31日在《柳叶刀》发了一篇论文，研究者估计在1月25日的时候，武汉的感染者人数约为75000人。我们再看一下从武汉撤侨人员感染的情况。我们的研究团队收集和分析韩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和法国从武汉撤侨的1582人，发现了16例感染者，比例达到1.01%，我说的是在2月1日左右的估计，如果当时武汉有900万人，感染者数字是多少？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推算的话，香港大学估计的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如此数量的潜在感染者，一方面对于当地可利用的医疗资源构成很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很多感染者还没有被发现，仍在医院外作为传染源播散疾病，斩断传播途径的难度也在加大。
宁毅认为，现在用死亡人数除以当下的确诊人数来计算病死率是不正确的。
讨论病死率，我们得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就是说从这个病人确诊之后要进行长时间跟踪，看最后的治疗结果，也就是治疗痊愈还是死亡。而完成一个治疗周期是要需要时间的，这里还要考虑时间这个变量，不能简单地用死亡人数除以当下确诊人数。另外，病死率还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影响。
像金银潭医院早期的99个病人中死亡11人，11%的病死率很高，其实这个结果受到当时很多客观条件限制，包括对这个疾病认识不足、病人住进来时就是重症、当时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等，现在这些情况已经明显改善。
宁毅认为，病毒在传播过程中毒力降低是有可能的，这是病毒变异和演化的一个特点，毒力变强几率极低。不过现在科学上还无法预测病毒毒力的发展，这只是基于目前关于病毒有限认知的推测。
在疫情发生早期，我们还是应该谨慎应对，因为早期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新冠病毒肺炎未来有可能变得像流感一样，成为常态化的疾病，但至少就目前来看还不是季节性流感。有人说它是一个加强版的流感，我觉得至少是两个加强版的流感，因为它的传播速度很迅猛，重症比例比较高，如果没有一定的救治条件，致死率应该也不低。
宁毅认为，要坚定信念，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把握确定性，利用好确定性。
一个新的病原体刚出现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人类不了解这个病毒的特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尝试了不同的应对措施，甚至出现过一些小的失误，这些在所难免。但是，尽管新发传染病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一些却是确定的，那就是要及时彻底地控制传染源，迅速阻断传播途径，二者相互支持，大的防控举措应该是确定的。任何传染病，都是人民战争，需要人人做好预防。
对大众进行明确指导，民众主动进行预防，防控效果就会显现出来，曙光就会出现，人们就不会恐惧。
宁毅认为，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疫情监测网络的失灵，严重贻误了控制疫情的多次机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代价沉重且极为被动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疫情防控管理和软实力建设需要加强。按理说，中国经历了SARS，积累了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不应该走到今天这一步。当然，值得肯定的是，这次在快速确定病毒、肺部重症的救治和医护人力资源的调动与基建援助方面，我们表现得极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