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春伊始，当我们因为新冠病毒而对蝙蝠谈之色变时，非洲埃塞俄比亚裂谷的原住民正在对另一种生物拉响警报。蝗灾，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平原隐隐闪现。在当月底，一个蝗群跨越300公里宽的红海，另一支则向埃及缓缓移动，在2月9日抵达了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判断，本次非洲蝗灾的波及区域已经达到265477公顷，规模已经是25年一遇，在部分地区已经是二战后最大的一次。
尽管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调度下，周边各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扑杀措施，但2019年底的异常降雨还是让这些努力付之东流——时至今日，至少有3场蝗灾在非洲之角、印巴边境与伊朗南部，以及红海两侧持续涤荡，其中尤以非洲之角的蝗灾最为严重。盘踞在这里的蝗群破坏力极大，规模为一平方公里的蝗群一天就能吃掉3.5万人的口粮，该地区1190万人的粮食供应受到蝗灾直接威胁。
更悲观的是，已经进入孵化期的蝗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按照FAO判断，蝗灾的扩大趋势可能会延续到今年6月，届时，蝗群规模甚至可以增长到当下的500倍，最远可以波及到南亚大陆的印巴边界。
无论是北非的萨赫勒地带还是中东的荒漠，蝗虫都并非稀客，但最富于想象力的观察者，也不会将它们与漫天蔽日的蝗灾联系起来——本地的蝗虫胆怯又迟钝，如果没有星光的庇护，它们便宁愿凭借单调的保护色潜伏在植株间一动不动，这些偏好独居的蝗虫甚至在同类靠近时也会羞涩地躲避，这显然和那些在烈日下疯狂合群的黄黑色（成熟）或粉色（未成熟）“死神”们截然不同。那么，蝗灾从何而来，又将如何消去？
这是两个纠结了复杂生物学与气象学的复杂问题，为了解答他们，科学研究者付出了将近百年的精力。在鲍里斯·尤瓦洛夫（Boris Petrovitch Uvarov）于1921年揭开谜底之前，从西非到印度的广袤地带上，殖民地的统治者们甚至不知道屡屡重现的蝗灾究竟从何而来。1920年，举家从第比利斯搬迁到伦敦的尤瓦洛夫终于得以摆脱生活的困顿，抽出精力聚焦到中东地区那“两种”截然不同的蝗虫身上。
他敏锐地发现，尽管外貌和习性差别巨大，但从解剖学角度来看，它们似乎是同一个物种，他将其命名为Schistocerca gregaria——沙漠蝗。然而，为什么昼伏夜出又生性孤僻的沙漠蝗，又能表现出聚集成型、危害人间的一面？尤瓦洛夫认为，气候或许是促使沙漠蝗摇身一变的那把关键的钥匙。2005年，牛津大学的史蒂芬·辛普森（Stephen Simpson）开始着手找寻那把尤瓦洛夫未曾找到的钥匙。
他发现，在大部分时间里，严酷的沙漠环境只能维持稀少又分散的植被，适应了这种生境的沙漠蝗自然也偏向于分散生活，但当沙漠迎来异常的降雨后，休眠的植物骤然生长，以此为生的蝗虫也随之大量繁殖。然而，干旱终归是沙漠的主角，昙花一现的沙漠繁荣不能长久，不断紧缩的食物迫使突然涌现的大量蝗虫不断聚集到持续萎缩的剩余植被上。
而在肆虐中国的亚洲飞蝗、东亚飞蝗身上发生的故事则更为简单直接——一场大旱，便足以让原本分离的蝗虫“欢聚一堂”。让我们把眼界放回到这次蝗灾诞生的非洲之角。一年半前，台风梅库努（2018年5月）和鲁班（2018年10月）意外地袭击了红海两岸的沙漠地带。到了次年1月初，天边就出现了一抹不祥的粉红色。显然，越来越少的植被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虫群生存，迁徙，成了决定族群存活的关键。
但漫长的迁徙显然并非这些喜好独居的蝗虫所能应对的，它们必须形成一个数量足够庞大又紧密的集群，以便在经过长途飞行的巨量损耗之后，还能保留下足够维持族群繁衍的规模。孤立的蝗虫亟待一场习性上的转变，而开启变革的秘密正藏在它们的大腿上。
在蝗虫的后足上节部分，有许多接受机械刺激的神经接收器，当越来越多的蝗虫不可避免的肩摩接踵起来时，腿部的相互碰撞打开了这个危险的开关，神经的冲动让沙漠蝗释放苯乙腈，气味的集结号飘荡在空中。现在，蝗虫不再是一个体重只有2.5克的个体，它们共同组成的集团是世界上最为澎湃的力量。1875年，肆虐在北美密苏里南部的落基山岩蝗，蝗群广达51万平方公里，12.5万亿只蝗虫所到之处，足以荡尽一切绿色。
而尽管自身的飞行能力并不出色，但蝗群和风的结合却可以将征伐的路途拓展到令人咂舌的地步——跨越红海对它们来说不值一提，1954年，西北非的蝗群曾一路蔓延到英国，1988年，萨赫勒的蝗群只用了5天就跨越大西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5600公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上空。2019-2020年的蝗灾事件，也足够显现出蝗群惊人的扩散能力。消灭蝗灾，从治标到治本。
毋庸置疑，技术的进步给了我们更多迎战蝗灾的手段，中国的灭蝗成就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之后，肆虐中原的蝗灾终于在60年代消解。1986年，中国从美国引进了蝗虫微孢子Nosema（ Paranosema）locustae，这种真核病原微生物不仅可以直接致死，还能极大地削减蝗虫的繁殖力，由此产生的亚致死作用限制了蝗虫的数量和集群能力。
与之类似的蝗虫病毒、病原线虫，以及通过转基因技术产生的毒性更强的真菌，亦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但吊诡的是，与日益丰富的对抗手段一同增长的，却是不断频繁的蝗灾爆发趋势。但即便在大多数国民已经将蝗灾淡忘的中国，内部蝗灾依旧存在。得益于高原的阻隔，非洲和中东的沙漠蝗几乎不会影响到中国境内，但原本肆虐中原的亚洲飞蝗、东亚飞蝗蝗灾依旧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有发生。
而在中国西部的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和甘肃等地区，草地蝗灾的发生规模和频率在90年代至今不断攀升——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草原蝗灾年均成灾面积达1000万公顷，每公顷损失鲜草达600公斤。如此高强度地使用农药和灭蝗微生物手段都无法彻底扑杀中国的蝗灾，在技术手段更落后、人力投入更匮乏的非洲、中东和澳大利亚等地，蝗灾的势头便更一发不可收拾。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蝗虫正是检验一地生态稳定的最好标准。
空中喷洒农药、病原微生物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蝗灾炸弹”的威力，但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应当是掐灭将其引爆的引信。回顾蝗灾爆发的机制便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蝗灾肆虐，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与耕地开垦，同样的故事也在萨赫勒地区一再上演，由此带来的水资源失调和生态多样性丧失，让蝗灾爆发失去了最后的防线。
而在今日东非肆虐的蝗灾，也应从日益变暖的印度洋里寻找答案——过去两年的异常降雨，正是全球变暖大背景下气候极端化的冰山一角，如同追求利益的冲动压制了理性，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催发了聚集信息素在蝗虫体内涌动。非洲之角的蝗虫静待着风，非洲之角的人们迎着命运的捉弄。一百年前，尤瓦洛夫找寻着故事的起点，而面对如此伟力，今日的我们盼望着看到故事的终结。通往终点的钥匙到底在哪里？风不知道答案，答案在我们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