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野生动物恐怕是一个敏感话题：一方面不能吃、不能抓野生动物慢慢成为共识；另一方面，蝙蝠因为病毒引起人们的恐惧，连带着影响了城市中偶然出现的刺猬、黄鼠狼和貉。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团队应该做些什么？
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从未像今天一样急迫，而这样的急迫性更是从荒野扩散到了城市中——只有了解城市野生动物的分布和习性，搞清楚它们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评估它们和人类生产生活的重叠，我们才有可能制定合理的管理方案。无论是物种保护还是自然资源管理，没有了解，一切都失去了基础。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生态爱好者们习惯性地把城市生物多样性当成是最美好的存在。
然而生物多样性这个复杂议题之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可能被我们忽视了——生物多样性就是生物多样性。某种意义上讲，“多样性多样性”这三个字是世界的本质，既不代表绝对美好，也不代表猛兽恶魔。在美国的弗吉尼亚，我曾经被浣熊和臭鼬所代表的生物多样性迷惑过。起因是一只大脑袋浣熊扒拉开我的推拉门，抬起头瞪着水汪汪的眼睛要食物。它挨家挨户地敲门作揖，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猫粮和水。
之后几天这只浣熊骚扰了我们整个研究所——它爬上电线杆，顺着输电线闯入了办公室，把几个屋子的垃圾桶翻得满地都是，还糟蹋了冰箱里面的食物；然后引发了输电线短路，整个生态实验室和地理分析实验室停电，浣熊自己也在事故中阵亡。
我们曾经经历了把城市自然一点点抹去的过程，而现在正在一点点补救。作为科研团队，我们关心的是，在城市生态更加美好的过程中，生物多样性会向着多么复杂的方向变化。
比如柏林，3000只在城市中安家的野猪隔三差五就把公园和社区搞得鸡犬不宁；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每平方公里超过18只的赤狐彻底改变着地栖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组成，进而改变着土壤、水源，甚至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在动物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背后，实际上伴随着更深层次的生物学改变——惊人的适应性让某些动物类群有能力以掠夺城市、侵占居民点的方式入侵人类生活。
这是生物多样性的月之暗面，也是这个星球最奇特壮阔的变化之一。
在上海的青浦区，我曾经和一只貉度过了很多奇妙的时光。它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同伴，好几次一屁股坐在我脚下，在深夜里嘎吱嘎吱挠痒痒发呆。貉实在是一种有趣的存在，一方面每个人都听说过“一丘之貉”这个成语，另一方面人们甚至不知道它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仅仅把它当成传说中的怪兽。
当我们开始系统地追踪城市貉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传说中的神秘物种竟然在长三角一带的城市中大量存在，从上海到南京，从苏州到杭州，整个长三角区域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仅仅在上海城区，上海动物园的徐正强老师和他的团队就在超过40个小区记录到野生貉。
我们后续的详细观察，发现这个物种在城市之中的“变身”超能力——青浦的一个小区旁边有条河，貉会钻到水里变成高超的游泳健将；金山区的貉栖息地旁边有不少丘陵灌丛，貉们展示出掘土、跳跃、和捕猎青蛙的惊人技巧；到了奉贤和南汇，它们会迅速学习校园和社区设计，在人类世界的夹缝之中繁衍生息。
毫无疑问，这样的变身能力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上也有柏林野猪、伦敦赤狐一样生态位宽泛的动物。随着中国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必然有一天赤腹松鼠和金花鼠、貉和狗獾、刺猬和野猪也可能带来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物种的分布和数量，不监测它们的种群增减、适应性变化，那真有任何问题的那一天，岂不是只能靠拍脑袋来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么？
故事回到貉身上。
在上海、南京，貉通过取食人类丢弃的生活垃圾寻找到了更简便易得的食物来源。它们的藏身环境也从洞穴和树根，变成了居民别墅阳台下面的裂缝、墙体的空隙、储藏室、桥墩的裂缝、煤气管道、废弃的下水道等等。可我们跑到小区里面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和我们的猜测不同。一些市民觉得我们的发现很好玩，可也有社区居民凑过来，“能不能杀死它们啦”，“这个獾子讨厌得很啊”。
我问一个阿姨为什么对貉的态度如此负面，阿姨的答案也简单、有说服力——她喜欢猫也喂猫，但是她发现貉可能会捕食刚出生的小猫。我试着告诉她貉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而流浪猫才是在土地被居民占领后的后来者，罪魁祸首是居民的遗弃行为。
无论背后的生态过程如何，我们理解阿姨的诉求，也明白她有理由因为貉杀死了自己喜欢的猫的幼崽而难过。城市生物多样性：每个人的意见都重要。
同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当居民问我们貉会不会传播狂犬病时，我们会说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不仅是狂犬病，还有可能携带疥螨、犬瘟热、细小病毒等等。虽然这些病是由流浪猫狗传到貉身上，但无论如何，城市中存在着这个风险。当居民问我们刺猬有没有风险的时候，我们会说这取决于是否是脑炎疫区，是否有疫情，但确实刺猬可能携带吸血蜱虫，但只要你不摸……一只简单的刺猬，身上可能有数十只吸血的硬蜱。
如何调查动物是我们的本行。
我们在城市里面设计了监测网络，用Occupancy Model、Bayesian Method等方式分析。而如何管理城市生态系统，恐怕需要整合每个人的意见。怎么办？疫情之前，我们组织了一支市民队伍，开始了一次公民科学家的探索。既然在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的过程中，每个人的意见都很重要，那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呢？此时此刻，在上海有80台红外触发相机，正在日夜记录着城市动物的分布和变化。
无论是国庆、元旦前后的游园高峰，还是假期的冷清，还是此时此刻疫情阴云笼罩下的时期。
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开始完整地调查野生动在城市的分布、习性，和人类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在疫情开始之前成功启动了我们的监测网络，这个网络在此时此刻，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调查地点包括了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闵行体育公园、虹旭社区、复旦大学校园、上海海洋大学校园、南汇城郊、浦江郊野公园、顾村公园等区域。
80台相机、100个人：一个城市的动物记录了四十多种动物的分布和习性。完成这些调查工作的除了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外，是一个近百名市民构成的公民科学家团队。这些无接触的调查最大程度避免了市民直接接触动物的风险。与此同时，每一名“公民科学家”都有自己的愿望和爱好，在项目中输入自己对于更好的城市生态的期望。我们在产出两种东西：1. 不断持续的城市动物调查；2. 不断产生的公众意见。
用1加上2，也许有机会拼凑出今天我们对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了解、期待与要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来了人们对于野生动物的巨大疑惑——能否共存？如何共存？在我们国家的城市中，这些问题从未显得如今天一般急迫。通过80个探头和100个人，我们希望完成两件事情：1. 积累基础数据，作为一切管理方案的基础；2. 结合公民的力量，整合公众意见。我们从未觉得这样的工作具有如此的急迫性。这背后，是我们对更加美好世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