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是“通过社会的有组织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的艺术和科学”（Acheson，1988；WHO）。其工作范围包括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进行个体健康教育、组织医护人员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发展社会体制，保证每个人都享有足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其健康地出生和长寿。毫无疑问，在传染病的防治中，公共卫生专家的角色必不可少。
然而，在当今紧张的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防治中，却极少听到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另一方面，即使是从一般公众的角度，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乃至防控却出现了不少差错，迄今仍有很多的疑问。
比如，武汉卫健委之前一直声称没有“人传人”的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说“肯定人传人”；再比如，1月18日，农历小年，疫情正在蔓延，武汉市却似毫不知情，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第20届“万家宴”活动，10个会场4万个家庭汇聚一堂。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公共卫生专家为何噤若寒蝉？这次的疫情防治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有哪些待解的疑问？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接受了《知识分子》的专访。
张作风表示，这次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专家全线静悄悄，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是全国一流的，好像也没有看到他们参与到这次暴发流行的控制的报道。
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和管理部门对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不重视，忽视疾控中心公共卫生队伍的建设，以至造成待遇差，最佳人才的流失，甚至还有部分地方计划或已取消疾控中心或者把疾控中心与医院合并。同时，现在重现慢性疾病，这是很对的方向，但是不能放弃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
张作风指出，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自非典以来，在国际国内的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非典的成功防治得益于当时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献计献策。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和专业队伍基础扎实，经验丰富，同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已经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这次疫情从发生到现在，流行病学专家稀少发声，可以肯定如果从一开始就邀请具有丰富知识和流行病学训练的专家参与的话，他们的学识和经验可以帮助武汉乃至全国的疫情的防控。
张作风还提到，这次武汉肺炎暴发流行过程中，是按照科研的方式来控制，还是以保护人民健康为主旨来控制暴发流行？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根据这些发表的数据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
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敬可贺，但为什么这些数据国内看不到，如果让这些结果在这场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不是更好吗？
张作风认为，信息公开是扑灭爆发流行的最基本要求。
根据谷歌数据的研究，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来预测流感或其他流行病暴发，通常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疫情早5-7天。在疾病流行初期，预警一般来自临床医生和患者家属，通过医生或家属，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报告可能的爆发，来引起社会或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这样可以及时调查，这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把最早报告人，以造谣治罪的话，没有人再敢报告，而且管理部门也不公开数据，就可能是疾情大量扩散一个重要原因。
张作风还提到，举办大型活动，造成了不必要的群体传播，比如在发布136例新发病例的同时，武汉举办四万户家庭年夜饭，省里办新年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有效地促进了肺炎的传播。领导部门对自然，科学和疾病流行规律都要尊重，让专业人员独立自主地按专业标准控制新发传染病。如果没有行政干预，新发传染病的控制可能会好一点。
对于武汉封城，张作风表示，封城充满了挑战。首先，在封城期间需要存储足够的药物、食物和饮用水。
其次，在封城期间需要保持市内的交通，以便于社区调查新病例和易感者以及相关的隔离。第三，封城带来潜在心理困扰将会发生，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迫切需要及时进行心理咨询。最重要的是，需要确定结束隔离的指标是什么？单纯封城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封城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封城后相应预防措施跟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目前武汉的社区感染和传播。
张作风总结道，控制社区感染，是有有效的方案的。
公共卫生老前辈伍连德清朝末期在东北控制肺鼠疫的经验就值得学习。当时没有基因测序，没有先进技术，没有发表一流杂志的机会，但是脚踏实地一户户排查可疑病例，隔离病人，和有效保护健康人不受感染。这才是控制社区感染的有效方案。上海在扑灭特大型疾病暴发流行的经验也是丰富的，比如1988年毛蚶引起的甲肝大流行，31万人发病，死亡仅31人。当时的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医生主管卫生和防疫。她领导控制了甲肝流行。
正是因为这套体系，上海在2003非典期间，并未发生严重疫情。我预测上海将是这次首批控制新发肺炎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