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院士（王三红摄）“卡脖子”问题的背后统统是“卡脑子”的问题。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我个人对三创的理解：创新（Innovation）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创造（creativity）是在空地上拔地而起建新楼，创业（enterprinership）是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而这些和基础研究紧密相关。
大家知道国家非常重视基础研究。总书记讲，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总书记还讲，基础研究要两条腿走路。更为重要的是，科学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紧迫感是放在那里的，因为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卡脖子”问题。“卡脖子”问题背后是“卡脑子”的问题。“卡脑子”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研究没有跟上。创造没跟上，就不可能有创新；创新没跟上，就不可能有创业；没有创业，就不可能不卡脖子。
现在，我们要明白所有“卡脖子”问题的背后，统统是“卡脑子”的问题，统统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科学问题需要和社会问题有效对接。总书记说，基础研究要两条腿走路。其中重要的一条腿，就是国家的需求。基础研究问题和需求导向问题并不矛盾，科技工作者要有能力把握中国发展迫切需求背后的前沿科学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山西农业大学念本科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搞科学会走什么样的路。走英国基础研究为主的路？走日本应用需求导向的路？回过头来看看日本，这二者不矛盾。它背后就是科学问题，基础研究问题和需求问题并不矛盾。以前，我们说日本不做基础研究只做应用，是因为日本瞄准当时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把它背后的科学问题和需求问题结合到一起，从科研角度砸钱做。
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奖。那一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野依良治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提出这样的目标没有头脑。但是日本政府仍坚持这一目标，并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内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现在日本已经拿到了19个诺奖。需求问题逐个击破，这背后是把需求和基础问题结合到一起了。
同志们，我们鼓励探索，不是拍拍脑袋啥都探索，科学问题需要和社会问题有效对接。我这里有两个例子，全球都在想办法解决血小板生产的救命问题。2018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Koji Eto跨学科用物理技术解决了人造血小板生成。这个技术一旦产业化，就解决了临床上血小板缺乏的重大需求。这就是一个创新创造创业的相融合模式。
继续创新科学转化体系是对科技成果的价值尊重。中国现在“卡脖子”“卡脑子”的问题有一些已经解决了科学问题，但是解决以后，这些科学成果没有转化出去。我们的应用转化研究太差，这是因为我们的转化机制有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我们没有“Broker”（中介、经纪人），没有形成一种机制。
明星的出场费能有那么高，难道是他们自己一个个谈的么？
科技成果能否得到真正的价值，科学家不会谈，甚至不想谈，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一个百万元级别的成果几十万元就转化了，结果是什么？科学家觉得没意思，企业家觉得不值钱，研究所觉得这个方向无需求，社会觉得这个成果不关键。
如果有了Broker，成果卖出千万的高价，科学家有了经费去改善生活扩大研究，倒逼企业高度重视不得不去增加附加值，刺激他去提升利润空间，研究所可以确立未来发展方向，老百姓通过市场分享科技转化的成果。
美国的NIH（国立卫生研究院）、盖茨基金会和英国惠康基金会，全有这样的部门，未来我们建议基金委搞成果转化部，要有帮助科学家将成果价值最大化的职业机构。现在，我在申请所里（注：中科院微生物所）为我们重点实验室（高福担任中科院微生物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聘请一个成果推广助理，我要招的这个人就是“Broker”。我就是范冰冰，希望Broker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卖个好价钱。
最怕一辈子糊涂。有几句话请青年人思考：我们的文化里愿意看到现象、问题，但从来不对现象和问题去刨根问底，找到本质；找到问题的本质以后，又不去思考本质背后的自然规律。拿我的专业免疫学为例。1980年，全世界宣布消灭了天花。这是人类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把一个微生物从地球上消灭。
中国现在还在说牛痘疫苗用得比西方还早。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拿着竹管用嘴吹牛痘预防天花，但为何没人去思考背后的原因呢？英国乡村医生Edward Jenner看到挤奶工和他们的孩子不得天花，就开始思考，经过分析认为原因是挤奶女工容易感染牛身上的一种轻微天花，他把牛乳头上的结痂（牛痘）给孩子接种，由此推动疫苗和免疫。现在英语中疫苗一词（Vaccine）就是拉丁语中的牛。
免疫学现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科。通过单克隆抗体药物的发展，它让癌症成了慢性病。这都是因为西方药物的发展。一开始，西方也是草药，后来一看草药治疗效果差，就变成了成分已知的化学药物，然后是生物药、基因药物，现在已经有了第四代细胞药物。免疫学发展到今天这才多少年？它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这一切都是从挤奶工开始的，詹纳因为开辟了新学科，也被称为“免疫学之父”。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是明白以后的糊涂。最怕一辈子糊涂。现在，我们的免疫学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吗？没有！艾滋病已经40多年了，还是一点招都没有。流感疫苗年年打，还能叫疫苗吗？所以，我们要做就做最难的问题。做研究绝对不能避重就轻，要做就做国际一流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只要你敢碰硬，我就不信做不出。同志们，直接上手，不要避重就轻，不要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