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即将初为人母的女性一样，布鲁克·布鲁姆菲尔德（Brooke Brumfield）也感到紧张和兴奋。夫妻俩刚买了房子，她的丈夫是一名野地消防员，准备调到离家近的消防队工作。一切按计划进行着，直到布鲁姆菲尔德怀孕20周的时候，她失业了，并因此失去了工资和三个月的带薪产假。为了维持生计，她自己开始了新事业，有了客户，但育儿一定会因此受影响，而且丈夫的排班总在变化。
孩子出生的时候，布鲁姆菲尔德觉得一切都无法承受：“我感觉就像被一辆卡车撞了一样。”布鲁姆菲尔德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听说过一种方法，可以将产后的压力和情绪影响降到最低：食用胎盘。实践过的女性们发誓说，自己的奶水供应增加了，精力也提升了，激素水平暴跌造成的情绪低落，也不那么令人崩溃了。胎盘是一种血管器官，在怀孕期间营养和保护胎儿，胎儿出生后从母体排出。
于是布鲁姆菲尔德给了她的生产陪护一些报酬，让其帮忙将自己的胎盘蒸熟、脱水、粉碎，然后将细粉倒入小胶囊中。分娩后，她服用了六周左右的胎盘丸，并表示，它们让自己更平和、更少生气和情绪化。当奶水变少时，她再次增加了摄入量：“问题得到了解决。”社会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把食用自己胎盘的做法称之为“胎盘食疗”（placentophagy）。
它曾经待在替代医学和反主流文化的阴暗角落，但现在已经被很多名人（比如金·卡戴珊等）采用，并被更广泛的公众所接受。产后吃胎盘是“传统”？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证据。虽然尚无官方统计有多少女性在分娩后摄入胎盘，但网上正冒出越来越多的胎盘服务提供商。他们会将胎盘做成药丸、口服液和药膏等，给处于恢复期的新妈妈们“提供帮助”。
但胎盘所谓的好处是有争议的，吃胎盘究竟是有效的医学手段，还是基于神话的潜在危险行为，可能取决于你问的是谁。尽管缺乏科学或临床益处的报告，但这种做法是如何成为主流的呢？相对于胎盘本身的“好处”，不如仔细考察一下新妈妈们所面对的境况。如果要推荐一个新的治疗方法，绝大部分医疗工作者们会提及关于这种治疗方法的新研究。
例如，被诊断为先兆子痫的孕妇，可能会从她的医生那里了解到，最近的研究显示低剂量阿司匹林可以减少孕妇或胎儿的严重并发症。但是，胎盘食疗的理论基础却不是什么新研究，而是16世纪的文本，这超出了生物医学的范畴。在胎盘服务提供商的网站上，胎盘被描述为一种强大而神圣的药物，他们宣称应该食用“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器官来支持生产后的母亲们。
1596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首次出版，这部药典是中国传统药理学或药用植物研究中最著名的书。它出现在胎盘服务提供商的网站上以及中医标准参考文献页面中，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医医疗体系，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李时珍是中医师和药剂师，他从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汲取经验，还借鉴了民间轶事、诗歌和口述史。
历史学家卡拉·纳皮（Carla Nappi）对李时珍生活和工作的研究表明，他的书实际上是一本反映自然世界的博物书籍。李时珍的书中包含了近1900种物质，从人参、胡椒粉到龙骨、乌龟的精子，可谓是应有尽有。干燥的人类胎盘更是被描述为一种“能使人精神焕发”的药物，并被用于治疗阳痿和不孕症。对于“胎盘食疗”的拥护者而言，这本书是他们历史悠久的中医学证明，且进一步说明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但是，就像许多古老的说法一样，胎盘食疗作为产后治疗的由来也引起了争议。萨宾·威尔姆斯（Sabine Wilms）是十几本中医书籍的作者和翻译，他仔细研究了有关妇科和分娩的古典中文文献，发现尽管含有干燥人类胎盘的处方在一些情况下被使用，但根本没有书面证据表明，妇女在分娩后吃自己的胎盘在中国是主流传统做法。除了有400年历史的《本草纲目》外，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产后食用胎盘的证据。
记录中也很难发现女性的声音，甚至在19世纪，分娩的细节以及胎盘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记录。内华达大学的两位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了179个社会/部落的人类学数据，也发现“明显缺乏与孕产妇胎盘食疗相关的文化传统”。关于胎盘食疗，最早的现代记录，出现在1972年6月的《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上。该杂志号召读者分享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故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作者写道：“我把胎盘塞进了锅里。
”她形容蒸过的胎盘“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还叙述了儿子出生后，她与朋友们分食胎盘的情形。拉文·朗（Raven Lang）被誉为“已知最古老、最常用的产后胎盘制剂配方”的复兴者，上世纪70年代初，她在加利福尼亚州做家庭助产士和中医医师时，“亲眼目睹”了胎盘食疗的做法。她解释说，生活在这片农田上、自给自足的妇女，可能从家畜和其他动物身上得到了启发。
拉文·朗提出的胎盘制备方法，关键步骤在于用草药将胎盘蒸煮，这样可以补充“阳气”。不久之后，胎盘食疗就在加利福尼亚之外的地方出现了。1984年，英国助产士和注册护士玛丽·菲尔德（Mary Field）讲述了自己吃胎盘的事情，她说这是一种“羞于启齿的经历”，以防止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自己产后抑郁。菲尔德写道：“我是秘密进行这一切的，因为这种做法接近另一种禁忌——吃人，它毕竟是人的肉，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她回忆起自己“弄死”的胎盘：“我不忍嚼或品尝它。”不过，食品行业的发展带动了封装技术的兴起，并在早期被胎盘服务的提供者们采用，结束了像菲尔德那样食用内脏的体验。女性不必再加工自己的胎盘或忍受内脏的味道。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脱水机、基础用品和在线视频来制作类似维生素的胎盘丸。有关胎盘食疗潜在益处和风险的科学数据很少。
不过，一些小型研究反而表明，煮熟或封装成药丸的胎盘组织中所含的营养素，都不可能以足够大的浓度吸收到血液中，并产生明显的健康影响。在胎盘加工过程中，雌激素等生殖激素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存活下来，相关研究很少，但生产后摄入这些激素可能会对产奶量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增加血液凝块的风险。然而胎盘封装服务已经吸引了美国消费者，并且很大程度上仍未受到监管。
2015年，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宣布胎盘为“新型食品”，有效地让欧洲大陆上的胎盘封装业务在“食品”的掩护下发展起来。胎盘服务企业多是小型的、女性拥有的企业，由于医院主导的分娩过程高度医疗化、制度化，往往忽视了女性的情感与身体需求，于是胎盘服务企业将自己定位为这个过程的替代品。比如，产后检查仅限于盆腔检查和避孕教育，这让很多沮丧又虚弱的母亲感到失去了支持。
一项针对美国的母亲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接受产后检查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比之下，胎盘服务提供商却对女性提出要自主解决问题，并顺便提供了这么做的手段。这可能会引起新妈妈们的共鸣，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需要照顾新生儿，时刻上紧了弦，还要管理家庭并重返工作岗位，她们担心产后抑郁、精力减少和奶水供应不足。
来自丹麦和美国的学者在一篇关于“胎盘经济”的论文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胎盘消费是出于做一个‘好’母亲的愿望。”他们补充说：“新妈妈觉得要为自己和孩子的健康负责，所以必须自己做点儿啥。”同时，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持续攀升，产假政策非常吝啬，育儿费用通常令人望而却步。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女性会渴望寻求帮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认为的，只要她们能找到，就会去尝试，哪怕没什么证据，也宁可信其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