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的冬天寒冷、黑暗又单调，让人孤独到发狂。奥托·诺登斯科尔德（Otto Nordenskjöld）是瑞典的地理学家，他与同行的探险者在1905年出版了《南极洲：在南极冰雪中的两年》，书中写到他们见识了“非比寻常”的冰雪，有些简直“壮观至极”。南极真的很冷，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很黑暗。但那些景色太单调了。广阔无垠的白色大地上点缀着些许蓝色与泥褐色，此外便再无他物。
他在书中写道：“长此以往下来，我们真是疲惫又沮丧。”队员也尝试过充满激情地打扑克或“竭尽全力地”庆祝生日好让自己不那么消沉，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常感孤独”。他“渴望听到外界的消息，遇见其他的人”。将近115年过去了，在今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量化了南极洲“隐士生活”对人产生的一些影响。
作者发现，那出了名的恶劣环境似乎会使人的大脑萎缩。该研究的第一作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助理教授亚历山大·斯塔恩（Alexander Stahn），其他共同作者是来自柏林夏利特医学院、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学者们。他们研究了9个人的大脑，这9个人在与世隔绝的诺伊迈尔三号站待了14个月。科考站位于埃克斯特伦冰架，西非以南约8000千米处。
这个由德国的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运营、外观极具未来主义感的科考站由16条腿支撑着，看上去就像《星球大战》中的飞船。窗外的景色只有无尽的冰雪，宛如一张平坦的白色毯子，向各个方向扩散开来。
斯塔恩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极端环境（例如太空）对人体的影响，南极洲正好可以类比太空，来研究单调的环境以及有限的社交对大脑的影响。我们不知道科考队员的名字和任务，但团队是由两名工程师、一名无线电操作员、两名地球物理学家、一名空气化学家、一名气象学家、一名厨师与一名医生组成的。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除非遇到麻烦，但没人愿意在那里遇到麻烦），就连时间的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在队员出发前，斯坦恩的研究小组通过MRI扫描了他们的大脑，查看了大脑灰质体积和海马体内的齿状回——它是形成记忆与产生新神经元的关键。虽然团队中有一人没能进行MRI扫描，但还是测量了一种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蛋白质——它是形成新神经元的关键。作为对照组，还扫描了9个不会前往科考站的人的大脑。
和许多在极端环境中工作的人一样，诺伊迈尔三号站的研究人员生活在一个狭小的世界中。整个设施（包括机械区域、居住区、实验室、娱乐区、存储室等）的面积约为1858平方米——只比连锁杂货店大一点点。他们无处可去，外面是暴风雪，气温极低（周围的温度低至零下50摄氏度），而且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漆黑的夜晚。虽然和在太空中的状况不完全一样，但这绝对算得上极端环境。
为了放松解压，驻南极洲的研究人员也有自己的方法，就跟照料植物或煲电视剧来放松的国际空间站工作人员一个道理。澳大利亚南极分部的人通常大量阅读、上网、喝饮料、打台球或玩飞镖。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的一些人则会只穿着内衣（或者什么都不穿），从地理上的南极冲刺到桑拿房，这种传统——根据（华氏度）温差——叫作“ 200俱乐部”或“300俱乐部”。
科考队员在执行任务期间以及任务结束后都被测量了BDNF数据，并且在结束了南极洲14个月的工作后重新接受了MRI扫描。结果发现，科考人员海马体内的齿状回缩小了约4％至10％；BDNF的浓度甚至在考察刚进行到四分之一时便下降了，而且在他们回家后的一个半月后仍然继续。这些变化与注意力和空间处理测试的表现下降有相关性。斯塔恩的小组认为，他们所观察到的是“与世隔绝”与有限的刺激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大脑和肌肉有些相似，如果一直暴露于同样的刺激，就无法去适应、改变。或许，驻在南极洲的人应该抓住机会去做一切能做的事，练习新技能可以改善海马体及相关区域。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或者尝试攀岩（这同时需要心理与生理的灵巧）都将有所裨益；学习乐器也有帮助（不过其他的工作人员可能会有意见）。斯塔恩的团队承认，研究的样本量很小，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但是，如果这一发现属实，或许未来的南极访客会记得，他们可不能放过任何机会去在这个一成不变、极端而孤独的环境中刺激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