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曾经在中国分布广泛,为何如今却踪迹难寻?哪怕只是一百多年前,华夏大地上尚有大量犀牛繁衍生息。它们在中国疆域内的消失,或许是古代文化发展的生态代价。在我国东部,公元1880年尚有犀牛分布;但到了1953年,已经难寻犀牛的踪迹。不仅仅是犀牛,亚洲象、虎、棕熊和亚洲黑熊,历史上都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但如今,这几种大型动物,在我国境内的分布状况都不理想。
世界上所有现存的虎都属于同一个物种,它们被进一步分为若干亚种,我国主要可见的是东北虎、孟加拉虎和华南虎。如今,东北虎游走于中俄边境一隅,而其余二者只见于华南至西南边陲。亚洲黑熊在我国东部尚有几块不小的分布区,与之相比,它的兄弟棕熊要可怜的多:几乎只能“蜗居”在喜马拉雅山区和东北部分区域了。更惨的是亚洲象和犀牛:前者仅在云南西双版纳还有少量边缘分布,后者甚至彻底被“驱逐出境”了。
在过去有记录的历史内,它们的分布区都在持续减小。仅就我国东部而言,2000年前,南起两广地区、北至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区域,均有这五种大型动物的分布记录。此后,亚洲象和犀牛的分布开始慢慢缩减。虽然直到19世纪末,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我国东南部;但是到了20世纪,它们的分布范围进一步锐减,并最终达到现在的状态。是谁把大型动物“赶出中国”?这些大型动物的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迁?
过去的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不过,由南京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却表明:这些大型动物的减少,或许是由农耕文明的发展造成的。研究者整合了过去两千年来,中国东部各地有关大型动物的考古及文字记录,结合各地方人口密度、耕作方式等反映文明程度的指标,以及历史气候变化数据,分析三者的关联性。
这项研究于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农耕文化的影响更大,大型动物分布区的缩减,在很大程度上与农耕文化的发展相关,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农耕文化的发展,总体上对大型动物的分布具有消极影响。研究古代文化发展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其实有助于理解生态问题的根源、为生态保护提供新思路。人类开荒拓土的需求,直至今天都始终存在。
如何在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达成精巧的平衡,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