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用到军用
一个让人颇感讽刺的事实是，伊朗的核进程是由美国启动的。在50年代的巴列维王朝时期，美国、以色列、欧洲等势力与积极西化的伊朗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增强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对手苏联的南方培植一个有能力牵制对方的强国，对伊朗输出了民用核反应堆的技术。这个计划名为“和平原子能”（Atoms for peace）。
美国年初给伊朗送上的导弹大礼激起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失去了“三号人物”苏莱曼尼少将的伊朗，全国上下沉浸在悲哀的氛围中，“复仇”也必然被贴上了伊朗高层的议事日程。尽管以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要威胁美国本土几乎不现实，但作为在中东极具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伊朗仍然有能力通过代理人和外交手段进行有限的报复。
暂停“伊朗核协议”，就是伊朗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威胁美国的方式。这确实也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避险恐慌情绪，欧盟三国领导人紧急发表声明，敦促伊朗回归正轨，中国和俄罗斯也对伊核协议的未来表达了担忧。然而深感被美国背叛的伊朗，究竟能否回到协议当中仍然是个未知数，那一纸命运多舛的伊核协议，也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显得格外单薄……
在美国的带领下，不仅美国技术人员大量流入，包括瑞典、法国等国在内的核技术公司也纷纷涌入伊朗这个新兴市场，为伊朗带去了最早的核设施和核原料。伊斯兰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成的早期，几乎所有面向伊朗提供的西方核援助都被撤销。而在油气资源仍然丰富的情况下，当时的伊朗领导人也并没有看到核设施在民用领域的价值，宗教领袖霍梅尼曾公开表示，伊朗不需要核。
但在被西方社会突然孤立，且与邻国伊拉克关系紧张（很快战争也爆发了）的情况下，伊朗对核能力的需求从未如此高涨。在与世界各国进行了接触，却频频被美国打断之后，伊朗最终还是选择了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合作，进行核设施的开发。前期的核试验，和巴列维王朝时期一样，都是在民用条件下进行开发的。
作为核原料的铀浓度是区分民用和军用设施的主要标记，大致上以5%为界限，低于这个浓度的只有民用的价值。而铀的浓缩程度，也将在未来的伊核协议制定过程中，成为各方博弈的主要焦点。负责监控世界各国是否恪守《核不扩散协议》，坚持核民用化的国际机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国际组织，总部在奥地利，受到美国的影响较小，立场上与欧盟更加接近。
到了21世纪初，经历了十多年核浓缩试验的伊朗终于引起了这个组织和安理会的注意。为了换取国际社会对伊朗核技术开发的许可，伊朗于2003年开放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的入驻。调查结果却是模棱两可的：没有证据表明伊朗的核活动与武器有关，但也不能断定伊朗没有在开发核武器。
这个结论果然带来了巨大的争议。伊朗方面坚称，核设施开发完全是为了民用，即使是《核不扩散协议》也没有限制各国进行替代能源开发的条文，伊朗的所作所为完全不需要国际社会担忧。而美国和以色列则对结论的后半部分大做文章。
但无论是拥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对伊朗这样一个具有不稳定性的国家开发核武器的进程，依然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无论伊朗的铀浓缩已经进展到了哪一步，人们都希望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使伊朗的核开发锁死在目前的水平，不要向核武器进发。这就是《伊核协议》诞生的背景。
2013年6月，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当选。这是一个给伊朗核问题带来转机的伊朗领导人。在他当选总统之前的政治生涯中，他就已经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多年，并且与欧洲国家建立了信任关系。当然，比起强悍的内贾德，鲁哈尼确实比较务实、温和。
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伊朗已经通过20多年的捉迷藏，初步建立起核工业体系的基础上的。据称，当他作为总统重启与安理会、欧盟各大国的谈判时，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走到了“黄饼”阶段（铀浓度高达40%~70%）。手里要有牌，谈判才能不慌。
美国此时也换了当家人，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接替小布什上台，试图修复因为前任四处开战而千疮百孔的美国的公信力。通过外交手段，以封锁解除甚至援助的方式，换取伊朗对《核不扩散协议》的遵守，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是美伊双方都换了温和的领导人，中、俄、英、法、德等各国也对伊朗核问题能看到解决的曙光表示支持，要最终达成协议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对于伊朗来说，核是他们能用来制衡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手段，而参与讨论的各国也各自有利益。
事实上《伊核协议》也是现代国际外交场上出了名难产的协议。美伊两国，加上中、俄、英、法、德，还有欧盟代表进行了整整20个月的漫长谈判，才最终达成了一致。期间会议进程不断延期，美国人甚至还怀疑过伊朗代表（外交部长）的代表性，质问他是否得到了总统和更重要的宗教领袖的充分授权。
最终的协议中，伊朗在纸面上放弃了很多核权益，包括：减少97%的铀储量并限制铀浓缩比例在3.67%以下；撤销2/3以上的铀离心机（浓缩设备）而且保留下来的还是最老式的那些；接受联合国“工作组”的检查和重水反应堆改造确保核原料无法武器化；关停最大的铀浓缩研究所15年；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伊朗也获得了各国关于很多实际利益的保障，包括：联合国和欧盟的大量制裁即时中止，伊朗得以回收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美国撤销对伊朗的“二级制裁”，也就是不再禁止其他国家与伊朗的贸易，但美国还是保持本国制裁的权力；联合国和欧盟不会再对伊朗追加任何核相关的制裁；如果伊朗能长期坚持在协议框架内运作，那么在8年后欧盟还会取消对其个人和机构的制裁；
虽然美伊双方对条约内容都不是完全满意，但正是这样才说明了条约起到的制衡作用，这也是一份相对公平的协议。在其他各国的促动下，《伊核协议》于2016年1月正式生效。
然而建立在谈判桌上的协议总是很脆弱，往往因为时局的变化遭到巨大的挑战。《伊核协议》就是这样一份以两个高度对立的国家为主角签署的不稳定的条约，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能将其点燃，成为一堆废纸。
更何况，从条约签订阶段开始，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都从来没有停息过。由于《伊核协议》的议定过程是由美国政府主导的，因此在性质上属于“政治承诺”，它要在美国变成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还需要国会两院的支持。奥巴马也确实把《伊核协议》当成自己在任内可能达成的最高成就之一，向国会极力推销整个协议带来的和平价值。
然而国会内部却有着明显的撕裂——众议院反对协议，参议院同意协议，最后是因为过了国会60天的审查期，这份协议才勉强过关。很多共和党议员对这个结果是极为不屑的。有的人甚至炮轰奥巴马是个“天真的孩子”，居然会相信“伊朗人的鬼话”。还有人指责奥巴马“在某种程度上不爱国”。
这正是协议内容无法在美国获得完全支持的体现，在奥巴马任内他尚可以通过总统威信压制关于伊核协议的讨论，等共和党再次上台的时候，情势急转直下就不奇怪了。
2017年初，顶着一头金毛的特朗普上台。他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最典型（甚至有些极端）代表，和犹太利益游说团体始终关系密切，在中东事务上对以色列多加保护。而当年那些炮轰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议员，受到的也是势力强大的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
在2017年美国“工作组”两次证实伊朗正在按照协议进程撤销核设施的情况下，特朗普还是在公开场合表示，这个协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最单方面的交易之一”。而在仅仅一年之后，特朗普又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因为它“没有带来平静，没有带来和平，而且永远不会。”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轩然大波，而除了共和党和一些现任的政府官员，以及以色列外，全部的声音都是在指责特朗普不识大体。
识大体的是伊朗。在美国单方面退出的情况下，伊朗方面仍然同意了其他国家的挽留。但对容易受到美国影响而动摇的欧盟国家，伊朗还是提出了几项追加协议，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与伊朗银行的业务关系。欧盟也确实快速做出了反应，判定美国恢复制裁为非法，欧洲公司可以不必遵守。
尽管意识形态上有着重大的差别，但欧盟需要伊朗的石油，而且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中东的欧洲也更不愿意见到中东局势过于混乱，因此在《伊核协议》的议定和执行过程中，英、法、德等国都对伊朗释放了很大的善意。然而国家层面的定性却无法遏制欧洲公司对美国的恐惧，伊朗的经济活力还是断崖式下跌了。
所以在几个月后，伊朗又一次提高了铀浓缩度，国内的整体舆论也开始向着对美强硬的方向倾斜。而当美国无人机上的那颗炸弹击中苏莱曼尼少将的时候，这个已经被两国打开一条缝的潘多拉魔盒，或许已经没有关上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