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不仅是新的一年，更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端。在这个效率至上、速度至上的即时反应的年代，站在十年或者相当于长期的时间尺度，是否可以让我们挣脱一时的喧嚣，审视时间带来的厚重积淀，看到那些深刻的变化和趋势？站在2020年展望未来十年的世界，无疑，科技将继续高歌猛进，AI、数字经济将重塑人类生活，老龄化浪潮来袭，生态环境危机仍将如影随形，由此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社会运行的规则将会如何变化？
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有何作为？站在新的十年开端眺望，《知识分子》特别策划“十年”专栏，与科技、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对话，在这里彰显那些穿透时间的思考。
从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卸任后不久，64岁的林建华出任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没有成立仪式，在2019年3月底的一天，林建华用一封公开信，低调宣布了中心的成立。在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中，林建华似乎一直在寻找教育中不变的本质。
他在信中谈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也将改变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面向未来的挑战，教育应当如何做出改变？前不久，林建华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中，回应教育的种种挑战问题，万种变化归于一宗，最终落在教育中的人和人的教育上。而他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何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过去四十年发展非常快，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要看到，过去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是建立在资源驱动之上的。面向未来，我们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重要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高层人才培养，特别是理工科的顶尖人才培养，过度依赖国外。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学术界，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界。
如果中美关系按当前的格局继续走下去，即便贸易上达成了一定协议，在学术与人才培养上，我们还是会借助对方更多一些。所以今后（中国大学）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迎接各方面的挑战。
中国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在北大其实已经获得解决，比如人事体制。北大从2005年就建立了“百人计划”与tenure-track（预聘制）体系，并在2014年由王恩哥校长推广到全校。
2016年至2018年，我们又对新老体制进行了融合，到2018年将老的晋升体制基本停下来，tenure-review（终身教职评估）成为所有人必经的晋升过程。这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对每一个学者从引进到晋升不同阶段的评价。评价是一个导向、一个标准。北大为此建立了人文社科、理工科和医学三个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下包含20个左右资深教授，把握评价尺度。
我个人认为北大的教师人事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今后需要进一步坚持并优化。
中国大学未来的核心挑战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国大学的改革最近20年在资金投入、科研产出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北大、清华，各种数据和指标都有明显进步和提升，但要真正办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还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林建华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过去四十年发展非常快，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也要看到，过去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是建立在资源驱动之上的。面向未来，我们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重要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高层人才培养，特别是理工科的顶尖人才培养，过度依赖国外。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学术界，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界。如果中美关系按当前的格局继续走下去，即便贸易上达成了一定协议，在学术与人才培养上，我们还是会借助对方更多一些。
所以今后（中国大学）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迎接各方面的挑战。
北大的人事体制改革选出优秀人才。解决顶尖人才培养的挑战，首先在于是否能够找到最优秀的师资，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施行tenure-track（预聘制）制度，可以有效选拔和培养优秀的人才，但仅有北大、清华等有限的几所高校陆续完成了人事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大多数高校仍然没有引入这一制度。
林建华表示，中国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在北大其实已经获得解决，比如人事体制。北大从2005年就建立了“百人计划”与tenure-track（预聘制）体系，并在2014年由王恩哥校长推广到全校。2016年至2018年，我们又对新老体制进行了融合，到2018年将老的晋升体制基本停下来，tenure-review（终身教职评估）成为所有人必经的晋升过程。
这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对每一个学者从引进到晋升不同阶段的评价。评价是一个导向、一个标准。北大为此建立了人文社科、理工科和医学三个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下包含20个左右资深教授，把握评价尺度。我个人认为北大的教师人事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今后需要进一步坚持并优化。
前沿交叉为学者提供最好的创新环境。
北大的学科布局，从原则上来讲，我们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不是在学科前沿上；第二，是不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第三，是不是适合学校的长处与优势。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很多的思考讨论与艰难的决定，因为学科重点一旦定下来，必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我在2002年在北大开始主持学科建设，正好赶上985二期规划，让院系做了很多讨论后，我们得出三句话原则：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交叉学科为重点、机制体制创新为动力。从那时候开始，北大便一直坚持践行着这三句话。比如，2005年的tenure track改革便是以队伍建设为核心，对所有院系都是适合的，只要是优秀人才便能够进入这个体系。
大学没解决好的问题：本科人才培养。
其实，我认为人才培养的问题是中国大学都没能够很好解决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么多年的教育改革，整体做得并不是那么好，这也涉及到我们提的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是不是能够建立其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不是都能够适应未来的挑战。这方面我们可能做了很多努力，但我个人对结果还不是很满意。我们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是好的教育体系？我想有几点原则应该想清楚。
第一，好的教育是能够使学生内在的潜力充分释放。如果潜力不得到释放，那么给再多的资源可能都没用。为什么今天应试教育受到这么多的批评？就是因为它并不能够把学生多元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但这个原则要怎么贯彻呢？每个学生的想法、需求、特长和性格都不一样，有不同的要求。如何建立一个体系，使更多人能够在一个体系内受益是一个问题。
质疑与批判：北大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其实，我在书里也写了这件事。
我们很多学生还是很有情怀的，带着责任感来的。我觉得，学生顾自己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是社会的反映。这是关乎到学生人格、价值教育的更复杂的事情。我也接触过一些学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撒谎，但这些人在北大还是少数的。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个别的这样的人。
我们的思政课，除了建立学生的爱国情怀、价值观等等，我认为从教育层面来讲，其实需要的是一些更基础性的价值，比如诚信、关爱、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科学精神的培养，比如求真、思辨等等，这些是更重要的。如果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建立起来，那么对国家的认同感、承担社会的责任感便有了基础。
“一流”与“伟大”：大学的不同境界。实际上，这是我根据Good to Great这一书名翻译来的，你也可以说是卓越的大学。
我们说的great university实际是对我们当前建设一流大学方式的一种反思。一所伟大的学校应该是把大家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的学校。但目前我们的评价方式是与之相悖的，更关注数字、指标。这样的方式是不能够达到伟大大学的水平的。现在我们的一流是一种繁华，一种和别人比的指标。但真正的一所伟大的学校应该是宽松的、平静的、使人安静下来、充分思考，将潜力充分展现出来的。
一流是标准，是繁华，而伟大是寂寞的，应该坚守住自己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