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听着生日快乐歌，然后把节奏敲给另一个人听，你觉得他大概有多大概率可以猜出来是生日歌？50%吗？但真实情况只有2.5%。事实上，仅仅是“知道”某个信息，就会让我们高估其他人的认知。这种现象被称为“知识的诅咒”。我们的表达方式对不了解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脑部扫描的神经成像发现，这种“诅咒”的发生是因为额叶脑回路与自我认知有关。
人们被要求对别人做出判断的时候会出更多错，他们更擅长判断自己。如果你觉得上边的解释看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那恭喜你也被骗了。知识的诅咒确有其事，但上边的神经科学信息和它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不用难为情，事实上，大部分不了解神经科学的人、甚至一些学习神经科学的大学生也一样上当了。
上边讲的案例来自一则心理学实验。
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认知科学教授狄娜·韦斯伯格 (Deena Weisberg) 和同事随机分配给被试者们针对某种现象的高质量解释、低质量解释，以及在二者中插入不相关神经科学信息的解释，然后让被试给这些解释的满意程度打分。她们发现，当神经科学被拿来当作佐证时，人们仍旧能够区分论述的好坏，但质量很差的论述在人们眼里就立刻变得没那么差了。
这种现象被称为“神经科学的引诱” (seductive allure of neuroscience)。有趣的是，实验中一些已经修完一学期认知神经科学课程的大学生会给质量高、但没有神经科学佐证的解释打比普通人更低的分，甚至一些学生说“在阅读当中，他们把神经科学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解释的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当实验对象换成一些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时，专家们则能准确判断论述的好坏而不被不相关的神经科学信息影响。
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很多解释。其中有人质疑这种“引诱”并不是因为神经科学的出现，而根本是因为文本长度的作用——实验中插入了神经科学的文本比没插入的文本更长。一些研究发现，也许是因为更长的解释看起来更复杂、更难以理解，我们确实会觉得更长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但后续实验控制了两种情况、使文本长度保持一致之后，“神经科学的引诱”还是出现了。也有人认为神经科学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迷惑性，是因为它被看作是更“硬”的科学，读者被神经科学迷惑，实际上是被神经科学自带的那种不容置疑、看似更科学的权威性引诱。
实际上，人们步入了极其危险的误区。
对大脑的研究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心理过程，但当下的神经科学发展还处在极其不成熟的阶段，而且对心理的研究并不是一定需要我们足够了解大脑。一个常见的类比就是，大脑就像是电脑硬件，而心理就像电脑软件。虽然了解电脑硬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对运行于其之上的软件的限制，但不了解硬件并不影响我们全方面地理解甚至熟练地运用软件。一些心理模型尽管复杂，但却能最准确地描述我们目前对心理机制的理解。
在大众媒体中，某些标题的滥用——诸如某些药物/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等类似说法——从一个侧面既说明了神经科学信息是多么的吸引人，也反映了大众对神经科学的真实了解少得可怜。这些滥用、误用，会让“神经科学的引诱”更加恶化，在传播上加重一种偏倚的科学本质主义。当人们产生了简化繁杂现象的冲动时，从一个微小的认知偏差出发引起的实际问题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证据，已经被辩护律师用来左右法庭上陪审团的意见，并以此来改变案件的审判，而鉴于这类信息本身带有的巨大迷惑性，这样的证据很有可能引诱陪审团和法官做出不恰当的决定，从而潜在地威胁司法系统的公正。
在生活中，把快乐、爱情简化为神经递质来表达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性别、种族之间那些由于社会和文化长期构建出的巨大差异，也在某些时刻被简单归因于不同人群的大脑某处微小的不同。
当关于“儿童大脑如何变化”或“男孩女孩大脑之间的根本差异”等根本未经证实的主张，被用来指导“有所侧重”的教育政策的实施，这些看似能使两性各有受益的行动实际上会加重两性之间的既有鸿沟。当一些夹杂“神经”、“大脑”等信息的营销手段，被运用于某些无良保健产品或伪科学医疗技术的广告中时，老年人等分辨能力较弱的群体会被轻易地迷惑。
隐藏在“神经科学的引诱”背后的，是一种对更精密的测量仪器、更清晰绚丽的成像技术、更专业复杂的学术用语和研究方法的盲目轻信。当人们不是被有理有据的论述、反复实验的科学说服，而是被其带有的权威性光晕说服时，这甚至比无知的盲目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