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代，每每读到课文《公输》里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我总会暗地里偷笑：古人还真逗，中国哪儿来的“犀兕”（犀牛）? 怕是把带獠牙的大野猪，认成脑袋顶上长角的犀牛了吧。后来的我才知道，哪怕只是一百多年前，华夏大地上尚有大量犀牛繁衍生息。它们在中国疆域内的消失，或许是古代文化发展的生态代价。
在我国东部，公元1880年尚有犀牛分布；但到了1953年，已经难寻犀牛的踪迹。
不仅仅是犀牛，亚洲象、虎、棕熊和亚洲黑熊，历史上都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但如今，这几种大型动物，在我国境内的分布状况都不理想。世界上所有现存的虎都属于同一个物种（Panthera tigris），它们被进一步分为若干亚种，我国主要可见的是东北虎、孟加拉虎和华南虎 （可能野外灭绝）。如今，东北虎游走于中俄边境一隅，而其余二者只见于华南至西南边陲。
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在我国东部尚有几块不小的分布区，与之相比，它的兄弟棕熊（Ursus arctos）要可怜的多：几乎只能“蜗居”在喜马拉雅山区和东北部分区域了。更惨的是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和犀牛（Rhinoceros / Dicerothinus spp.）：前者仅在云南西双版纳还有少量边缘分布，后者甚至彻底被“驱逐出境”了。
在过去有记录的历史内，它们的分布区都在持续减小。仅就我国东部而言，2000 年前，南起两广地区、北至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区域，均有这五种大型动物的分布记录。此后，亚洲象和犀牛的分布开始慢慢缩减。虽然直到 19 世纪末，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我国东南部；但是到了 20 世纪，它们的分布范围进一步锐减，并最终达到现在的状态。
是谁把大型动物“赶出中国”? 这些大型动物的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迁？
过去的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不过，由南京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却表明：这些大型动物的减少，或许是由农耕文明的发展造成的。研究者整合了过去两千年来，中国东部各地有关大型动物的考古及文字记录，结合各地方人口密度、耕作方式等反映文明程度的指标，以及历史气候变化数据，分析三者的关联性。
这项研究于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上，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农耕文化的影响更大，大型动物分布区的缩减，在很大程度上与农耕文化的发展相关，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农耕文化的发展，总体上对大型动物的分布具有消极影响。
研究古代文化发展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其实有助于理解生态问题的根源、为生态保护提供新思路。人类开荒拓土的需求，直至今天都始终存在。
如何在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达成精巧的平衡，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澳大利亚北部的原住民，定期靠放火焚烧林地获得经济收益。这种行为看似原始，却是维系当地人与自然的文化纽带，并且能够阻止林下落叶等有机物的积累，从而避免大规模自然火灾的发生。适当的放火烧林不但没有破坏生态，反而创造出了当地独有的生态完整性。
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正面例子。近年来，欧洲不少国家的大型食肉动物（如欧亚猞猁 Lynx lynx）种群基本保持稳定，甚至出现明显增长。这样可喜的局面，则要归功于欧盟各国强有力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保护方案。以前，我们牺牲大型动物，以换取社会发展；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用更智慧的方式，留住这些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