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的一天清晨，31岁的佐藤春雄再次来到日本佐渡岛上的一处山间田地。那是大大小小的梯田，其中水田旱田交错，四周为山林环抱，与外界仅有崎岖陡峭的小路相通。当地将这样的景致称作“谷平”，除了耕作的农夫，鲜有人到访。一种通体白色，喙长而下弯，飞翔时能见到粉红色翅膀的大鸟，是吸引佐藤一次次前往的理由。然而这种鸟并不容易见到。
即便对其习性有些了解的佐藤，也不是每次都能碰到，但就算是只能收集到一些这种鸟的粪便，也能让他兴奋不已。这种鸟就是朱鹮。
倘若佐藤能回到大约两百年前的日本，会发现从北海道南部开始，到几乎整个本州岛，乃至九州和四国岛都有朱鹮的身影。周边相邻的沙俄远东地区、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华中和华东也都分布着这种东北亚特有的鸟类。当年，朱鹮是如此常见，以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它的印迹。
日本明治时代中期，人们会把它和葱、牛蒡、芋头炖为一锅。由于鸟肉最后会将整锅汤染成血红色，在光照良好的地方看，着实有些让人下不去嘴。所以，这道菜肴也被称作“暗夜锅”，意思是只能在幽暗处摸黑享用。那时人们相信，服下此汤可以帮助产妇恢复体力，还能御寒和治疗血液病。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里，也不难发现朱鹮的影子。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就记载了一种叫作“旋目”的鸟儿。唐代，司马贞所著《史记索隐》里又有“荆郢间有水鸟，大如鹭而短尾，其色红白，深目，目旁毛长而旋，此其旋目乎”的描述。中国各类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载，例如据明、清地方志，湖南境内的常德府、辰州府，及新化、安化等县，都有“红鹤”分布。这里的“旋目”或“红鹤”，指的都是朱鹮。
尽管出现在古籍中已有上千年之久，但直至1835年，朱鹮才被科学描述。时任荷兰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的动物学家特明克（Coenraad Jacob Temminck）是第一个命名朱鹮的人。他依据的标本由德国医生西博尔德（Philipp F. B. von Siebold）从日本带回欧洲，因此特明克便以日语里的“日本”（nippon）作为该种的种本名。
他还根据形态特点，将该种归入鹮属（Ibis），所以最开始朱鹮的学名是Ibis nippon。1853年，德国鸟类学家莱辛巴赫（Ludwig Reichenbach）认为，朱鹮跟其他鹮属成员差别明显，应当建立新属——朱鹮属（Nipponia），同时为了纪念最初的命名人特明克，他将朱鹮的学名更改为Nipponia temmincki。
到了1871年，英国著名鸟类学家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认可之前莱辛巴赫单立朱鹮属的操作，但又觉得特明克最初起的种本名无需再改，因此他将朱鹮的学名修订为Nipponia nippon，并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今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属名和种本名都意为“日本”的鸟儿，朱鹮与这个国家真有着不解之缘。日本典籍里有关朱鹮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720年完成的《日本书记》。而自690年起，每隔二十年，几无中断地都会在三重县的伊势神宫举行一次神宫式年迁宫仪式。由于这里祭祀的是神道教最高神——天照大神，所以历来选用与太阳色彩有几分神似的朱鹮飞羽，来装饰镇宫之宝“须贺利御太刀”。朱鹮也由此被视为瑞鸟和神鸟。
江户时期，仅上级武士才有资格狩猎野物，普通人不得染指。割据的诸藩又将朱鹮引入到自己的领地加以保护和繁殖。因此，朱鹮常见于当时日本的很多地方。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朱鹮的命运也随之彻底转变。武士特权不再，普通百姓也可以开始狩猎。朱鹮、丹顶鹤等大中型鸟类首当其冲，成了猎民们的目标。1892年，日本政府颁布《关于狩猎之规定》，将33种鸟类划为保护种类，朱鹮却不在其列。
曾经的神鸟被大肆捕杀，肉供人食用，飞羽、尾羽被用来制成箭羽，出口到中国、俄罗斯等地。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和工农业的发展，日渐侵蚀着朱鹮的安身立命之处。它们营巢的高大树木被砍伐，觅食的湿地被人为开发，可谓厄运缠身。
生活在东北亚大陆上的朱鹮，并没有比日本的同类幸运到哪儿去。进入20世纪中叶，各地朱鹮的数量都开始急剧下降，分布范围也迅速萎缩。
1963年后，前苏联远东地区再无朱鹮的确切记录；1979年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内发现的1只，被认为是半岛上朱鹮的最后一次历史记录。中国境内，虽说截止1958年，每年仍在向日本出口相当于5只个体的朱鹮羽毛，但是到1964年6月，于甘肃省康县有过标本采集记录之后，十余年间再没有发现朱鹮的任何蛛丝马迹。
彼时，生活在日本佐渡岛和能登半岛的区区几十只朱鹮，被普遍认为是这一物种在地球上最后的血脉了。
尽管朱鹮濒临绝境，但人们对它的了解少之又少。机缘巧合，土生土长于佐渡岛，从小喜爱鸟类的佐藤春雄就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朱鹮了。身为中学教员，佐藤并没有受过生物学或鸟类研究的系统训练。但他通过收集粪便并加以观察分析的“笨办法”，逐渐了解到当地朱鹮的食性和变化。从春天直至秋季，它们大多捕食蚱蜢、蝗虫等昆虫，以及泥鳅、鲫鱼等小鱼；而到了冬季，随着降雪和冰冻的来临，朱鹮不得不转到不会冻结的溪流捕食小河蟹。
佐藤一直保持着收集、分析朱鹮粪便的习惯，这为后来揭示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变化对朱鹮的影响，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时间回到1934年，日本农林省当时已将朱鹮指定为“天然纪念物”，严禁捕猎。那时佐渡岛上还有大约100只朱鹮，如果真正得到有效保护，没准能改写历史。然而，随后到来的残酷战争，使得人尚且自顾不暇。这里原本丰茂的山林被大规模砍伐，烧成木炭运往本州。
饥肠辘辘的人们为了果腹，也不会放过包括朱鹮在内的山野生灵。
1952年，佐藤的家乡只剩下约24只朱鹮了。也是在这一年，农林省把朱鹮升格为“特别天然纪念物”。纸面上看，朱鹮的保护级别在不断升高，可实际的保护方案和措施却似乎又遥不可期。当年6月，佐藤加入了“日本野鸟会”，他已在野外观察了6年多朱鹮，算得上是全日本最了解朱鹮的人之一。
但苦于自己既不是学者，也非专家，只是个默默无名的普通教员，佐藤连给野鸟会的机关报投稿都缺乏勇气。天道酬勤，谦卑的佐藤做出了原创性的科学发现。依靠自己在野外的扎实观察和细致研究，他提出，之前人们以为朱鹮具有白色和黑灰色两种色型的看法并不正确。繁殖期，它们将脖子上的分泌物涂抹到身上，使羽色变灰，秋季换羽之后又会变回白色。这种独特的羽色变化，在鸟类中并不多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野外的朱鹮每况愈下。
1956年，尽管又在能登半岛新发现了一小群，但和佐渡岛的加在一块儿还不到20只。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朱鹮总数更是长期徘徊在10只左右。通过粪便分析，佐藤发现不过五年光景，朱鹮吃下的小河蟹、泥鳅骨头以及昆虫外骨骼就明显减少，农药在当地的大量使用难辞其咎。考虑到日本朱鹮面临的困境，究竟是让它们在野外自己繁育，还是抓起来实现圈养繁育，成了争论不休的焦点。
佐藤倾向于在冬季食物来源缺乏时，为朱鹮人工投食，并减少繁殖季节的人为干扰，希望仰仗自然的力量复壮。日本政府则对人工繁育抱有更大信心，并于1967年在新潟县建立了朱鹮保护中心。
无奈，最初圈养的几只个体先后由于寄生虫和感染等原因殒命。能登半岛的最后1只朱鹮在被捕获饲养一年多后，也不幸死亡，尸检发现其体内有着高浓度的有机氯农药和水银残留。
无独有偶，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以“水俣病”为代表的“四大环境污染公害病”。最终在1980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启动“完全捕获”计划，要将当时野外的全部5只朱鹮都抓住，转入圈养繁育。1981年1月22日，计划实施成功，世间再无野生日本朱鹮存在。第二天，佐藤去了捕获现场，采集到最后一份野生日本朱鹮的粪便样本。
不幸的是，这5只朱鹮连同之前于1968年捕获的“小金”（Kin），都没能留下子嗣。随着2003年“小金”寿终正寝，日本的朱鹮全部灭绝。
在圈养条件下存活了35年的“小金”，创造了世界鹮科鸟类人工饲养的最长寿纪录。万幸的是，天无绝朱鹮之路。1978年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荫增先生与同事一道，在历史分布区内的数个省份寻找朱鹮。经过近三年的苦苦寻觅，行程超过5万公里，终于在1981年5月21日，他们于陕西省洋县境内的金家河和姚家沟两处，跟佐渡岛“谷平”很相似的环境里，发现了两巢共7只朱鹮。这便是当时世上已知最后的野生朱鹮种群。
充分吸取了日本朱鹮的经验教训，中国方面实行以保障朱鹮野外自然繁育为主、圈养繁育为辅的策略。洋县境内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对朱鹮及其栖息地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在繁殖季，禁止在朱鹮取食的水田里施用农药和化肥，还在营巢地周边人工投入泥鳅等食物；冬季则保留一定的冬水田，利于朱鹮觅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种种举措，为朱鹮创造出了有利的生存繁衍条件。
这一过程当中，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也提供了宝贵的资金和设备支持。
截止目前，全世界已有约2600只朱鹮，创造了极小种群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一个奇迹，也成为了国际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范例。日本和韩国，在中国捐赠或租借个体的基础上，先后建立起了自己的朱鹮繁殖种群。2008年9月25日，阔别朱鹮多时的佐渡岛迎来了首次试验放归。为保护朱鹮奔走了几十年，时年89岁高龄的佐藤春雄受邀参与了当天的仪式。那天共有10只朱鹮被放归野外，重新飞翔在了佐渡岛的天空。
佐藤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讲道：“六十多年的保护生涯，今天是最高兴的一天。雨现在也没停，完全捕获之前，但凡遇到下雨、下雪或大风天，我总会担心朱鹮的冷暖。时隔二十七年，终于又有了这样的担心。”根据化石记录，朱鹮所属的鹮科（Threskiornithidae）鸟类，早在6000万年前就已生活在地球上了。而从朱鹮最早被科学描述，到完全绝迹于日本，只用了仅仅145年。
在刘荫增先生和佐藤春雄先生等许许多多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下，历经38年，朱鹮终于从灭绝边缘被拯救回来。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如何跟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