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一场名为“跨越三个世纪的优雅：1740—2016塞夫尔制造局”的文物巡展在西安、成都等地相继举办。本次展出的文物为法国塞夫尔国家陶瓷制造局在近300年制陶历史中所制作的100余件精美瓷器，体现出法国悠久、精湛的制陶工艺。此次巡展的众多藏品中，有一尊乾隆皇帝素色瓷像格外引人瞩目。与清代宫廷画卷中威严肃穆的乾隆皇帝形象不同，这尊法国人塑造的瓷像，面靥微笑，憨掬可亲。
当人们驻足品鉴时，不禁心生好奇，这尊产于1776年的乾隆皇帝素色瓷像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它为什么会被法国末代君王路易十六珍藏于凡尔赛宫之中？
更令人惊愕的是，这尊珍藏于法国深宫的瓷像并非孤品，它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竟然被作为贡品进献给乾隆皇帝本人。历史旧闻犹如尘封迷雾，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之遥的“锁匠国王”路易十六与素有“十全老人”之称的乾隆皇帝之间究竟有何“邂逅”？两位至高无上的君王和他们主宰的帝国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宿命？
以奢侈挥霍著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留给儿子路易十六的是一个民不聊生、濒临革命边缘的法国。路易十六登基时年仅20岁，他的新婚妻子是具有奥地利贵族血统的美艳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路易十六时也年仅19岁。两人少不更事，治国无方，却奢靡成性，声色犬马，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这位年轻漂亮的皇后，花钱如流水一般，后世讥讽其为“赤字夫人”。
事实上，法国波旁王朝的斑斑劣绩绝非路易十六所独创。他的祖父、素有“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早年热衷于开疆拓土、四处攻伐，致使财政日渐枯竭，加之强敌环伺，以致民怨沸腾。他的父亲路易十五更是暴虐成性，拥有众多情妇，“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就是他的名言。路易十六即位时，先祖留给他的是一个窦弊丛生、满目疮痍的帝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内政外交，年轻的路易十六缺乏基本的治国理政能力，遇事总是优柔寡断。
枯燥、乏味的政务使这位国王厌倦了朝政，一头扎进自己钟爱的制锁工作之中，路易十六也因此被后人讥讽为“锁匠国王”。
除了爱把玩各式锁具、钟表之外，路易十六还是一位品味高雅的艺术品鉴赏家，尤其对来自遥远东方国度里的奇珍异宝和精美绝伦的瓷器格外钟情。为此，他命令塞夫尔的工匠们广泛搜购中国瓷器，然后仿制各类瓷品。除了瓷器和古玩之外，绣着龙、凤和麒麟等异国风情的中国服饰也在法国宫廷内颇为盛行。被称作“东方怪物”的新奇炫美的绣饰和剪裁别致的服饰饰品，被路易十六时期的贵族们视为摩登的象征。
路易十六时期的建筑中也浸透着中国元素，国际奥德恩剧院就是典型代表。国际奥德恩剧院位于法国亚眠，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设计和建造这个剧院的建筑师是法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卢梭。整幢建筑力透出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风格，法国近代著名建筑学家约瑟夫称赞此建筑是“目前法国最宏伟的建筑”，并发出了“使我不敢接触”的感叹。
建筑内部除尽显法国高贵典雅的气质外，还大量运用中国元素和材质进行装饰，粉刷所用的壁纸就完全源自中国。可见，这一时期在法兰西已吹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中国风”。
入清以后，中法两国高层交往最早可追溯至康熙年间。康熙二十年（1681），当时法国国王委派传教士担任使臣，觐见过康熙皇帝，并献上了不少奇珍异宝。乾隆九年（1774），一名来自法国欧坦的年轻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来到澳门。
日后他的所言所行，不仅使乾隆皇帝近距离了解到独具意蕴的法兰西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地理、天文等学科发展。在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的推荐下，蒋友仁奉召入京。凭借超强的记忆力，他很快就掌握了满、汉等语言，并勤学中国的儒学、历法等知识。
与此同时，蒋友仁还将西学成就介绍给乾隆皇帝及其臣僚，并在乾隆年间绘制了《坤舆全图》，编纂了《地球图说》，为中国人带来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开普勒的“三定律”等欧洲天文学最新研究成果。
乾隆皇帝对蒋友仁绘制的《坤舆全图》大加赞赏，专门委派中国学者参与修改润饰，并开始对世界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蒋友仁的日记中，乾隆皇帝每日宵衣旰食、日理万机，忙于朝政事务，他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君主，也是清帝国中最负盛名的文豪。在与蒋友仁的交谈中，乾隆皇帝对遥远的西方充满好奇，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在欧洲各国中，是否有一个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欧洲哪些国家的女子可以继承王位？欧洲有多少国家和军队，作战的方式及谋略又有哪些？法国与俄国之间是否有外交关系？
地图上标注的“新法兰西”“新荷兰”和“新西班牙”，这些新国王指的是谁？
在法国进献的众多贡品中，乾隆皇帝对《法国最漂亮的建筑景观》一书中的凡尔赛宫喷水池产生莫名好感，决定在圆明园内建造“大水法”（喷水池）。然而来华的众多传教士中，竟无一人懂得喷水池的设计原理，人们便将这一夙愿寄托在蒋友仁的身上。当时，蒋友仁来华不久，他按照西方人的惯性思维，设计了很多全裸的人体喷泉。
但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乾隆皇帝无法接受这种露骨的设计方案，于是蒋友仁决定采用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作为喷泉，并安置于海晏堂的泉池两旁。
有关圆明园的“大水法”和“海晏堂”，近代法国汉学家保蒂埃在其同治元年（1862）发表的《乾隆皇帝的避暑宫殿—圆明园游记》一书中，详细记载了遭英法联军洗劫前的圆明园胜景。他在书中记述，圆明园内专门有一个房间用来生产并展示戈布兰工艺的挂毯，这些挂毯都是法国进献的贡品。
这个房间的前面，有一处建筑（大水法）。建筑物前面有10个窗口，与阁楼并列，两座建筑物的两端也向前突出。这三个部分的大门是用壁柱装饰的，分列于前门两侧，顺着两边的楼梯一直延伸至庭院和花园。每一个楼梯的两侧均有喷泉，沿着喷泉的轮廓摆满了盛开鲜花的花瓶。这些楼梯边的喷泉与凡尔赛宫的景象如出一辙，与凡尔赛宫的祥云展现出同样效果，只是这里的喷泉池壁上刻着部分龙的图样。
三角形的水池两侧排列着12种动物，每排6个，中国人称其为“十二生肖神”。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动物来判断时间，因为一年四季中的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这些动物在水池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倒影。
除了钟情法国的科学和艺术之外，乾隆皇帝还对法国的工艺品十分感兴趣，乾隆年间的宫廷艺术品也尽显“法国风韵”。当时，官窑内大量烧制珐琅彩瓷器。珐琅彩，在中国也被称为“洋彩”，是由法国传入中国的一种工艺锻造技术。
这一技术并非由法国人发明，而是康熙十九年（1680）由荷兰医生安德烈·卡修斯所创制，因其质感细腻、光彩夺目，很快风靡欧洲。随着传教士的到来，珐琅彩这种工艺也逐渐传入中国。乾隆年间，由景德镇官窑烧造出来的素胎瓷器运抵北京内务府造办处后，再由法国传教士指导工匠绘制珐琅彩。以珐琅彩来装饰瓷器，已成为乾隆时期内廷工艺品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出于对法国的好感，乾隆皇帝非常重视与法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中国十分看重法国，并将法国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他在书信中这样描绘乾隆皇帝的大内库房，“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制造的，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的。乾隆皇帝还决定效仿祖父康熙皇帝，派遣外交使团出使法国，外交使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就是法国神父钱德明。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积极做好迎接使臣的准备。就在外交使团准备成行之时，乾隆五十四年（1789），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乾隆皇帝派遣使团前往法国的计划付诸东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同中国的隋朝一样，路易十六的祖父路易十四去世时，他给子孙留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法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盛的王朝，怎么在短短的74年后，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呢？
事实上，亲手葬送帝国的正是路易十四本人，波旁王朝的几代君王大多骄奢淫逸、挥金如土，早已把法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政府连年财政赤字，只能依靠借贷度日，百姓大多怨声载道。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也丝毫没有规谏之意，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以凡尔赛宫为圆心，将周围40千米圈为皇家禁苑。据传，她本人直到革命前夕逃离宫苑时，也未能踏出这个圈外。
她每天在此举办沙龙、派对、宫廷舞会等社交活动，仅出席舞会的一条项链就高达20万银币，然而对巴黎城内的穷苦大众却冷漠无情。为了能够维持皇室的高昂开支，路易十六不断摊派征税。为了加征赋税，路易十六决定召开由三个等级代表出席的所谓“三级会议”。
出席“三级会议”的三个阶层代表分别是：第一等级的教士，他们终生为国王祈福；第二等级的贵族，他们用利剑为国王服务；第三等级的普通民众，他们用辛劳所付的捐税为国王服务。
除少数的教士和贵族阶层之外，当时法国的绝大多数国民都属于第三等级。因此，占人口97％的民众要为不到3％的人服务，这种极不平衡的贫富差距和心理失衡，促使民众强烈反抗。
革命前夕，法国已遭受天灾，农业歉收，饿殍遍野，百姓连最基本的食物——面包都极为匮乏。面对如此窘境，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竟向路易十六谏言：“让民众们都去吃蛋糕吧！”当然，有历史学家指出这一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乃是革命者对王室的污蔑，但王后的奥地利背景确实使其成为法国民众愤怒的焦点。
因为当时在欧洲爆发的“七年战争”中，法国缘于与奥利地的政治联姻，决定与英国、普鲁士相抗衡，导致法国失去了加拿大、印度等众多海外殖民地。这一无穷无尽的政治旋涡，王后确实难辞其咎。对于这一结局，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兄长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早已料想到了，他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感叹道：“我真为你的幸福及安全担心，除非你现在就采取预防措施，否则终究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还会引发一场残酷的革命。”
对路易十六本人而言，更致命的弱点是他根本不具备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把问题消弭于萌芽状态的能力。就在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当天，路易十六只在自己的日记中淡然地写下了“无事”两字。然而，正是7月14日这天，巴黎市民奋勇冲向巴士底狱，向专制王权宣战。
直到第二天，路易十六在听完大臣关于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汇报后，才迟疑地问道：“怎么都造反了?”茫然无措的路易十六很快就从天堂坠入到了地狱，从“国王”变成了“亡国之君”。1793年1月16日，路易十六被法国国民公会判处死刑。1月21日，法国巴黎协和广场上人潮汹涌，路易十六被押上断头台，顷刻间人头落地，人们振臂欢呼，一个时代就此终结。路易十六就这样结束了他“潇洒”的一生，年仅38岁。
直到临死前，路易十六仍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没过许久，路易十六的爱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也命丧黄泉。令人唏嘘的是，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行刑的断头台，正是路易十六本人所发明的，只不过，以前是绞杀反叛者，现在自己成了刀下之人。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就在路易十六被处死后的数月，一艘满载英国使臣的商船来到中国，为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乔治·马戛尔尼伯爵。
他们以祝寿为名觐见乾隆皇帝，并提出开埠通商等诸多诉求。在与英使的交谈中，乾隆皇帝获悉了路易十六被民众处死的消息，内心无比震撼，并一度陷入难以解脱的惶惑之中。按照乾隆皇帝的惯性思维，巴黎所发生的革命完全就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在中国重演，乾隆皇帝加紧了对民众的控制，把隐患消弭于萌芽状态。在他的朱批中，随处可见严惩刁民、顽民等字样，“此等刁民，即鸣枪伤一二何妨”。
此外，面对日渐枯竭的国库，乾隆皇帝惯用起“重农抑商”的政策，迫使商人提供各种名目繁多的报效，使商人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萌而不发的状态。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廷对白莲教进行大肆围捕，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9年、波及数省的白莲教大起义，揭开了清帝国急剧衰落的帷幕。
透过历史的橱窗，乾隆皇帝作为一名统治亿万子民的君王，却竭尽全力要将中国留在中世纪。
而此刻的世界，却正昂首阔步迈入近代化的进程之中。乾隆皇帝在世的时代，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拿破仑等人相继涌现，从西欧到北美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划时代的政治革命，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屹立于世人面前。然而相隔1.6万多千米之外的中国，却依旧沉寂于晨钟暮鼓之中。就在乾隆皇帝去世的那一年，经历大革命阵痛的法国选择了拿破仑，肇启了欧洲历史上新的画卷。
就在乾隆皇帝逝世41年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咄咄逼来，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用武力撬开了中国的大门。数年后，法国的七月王朝也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就在乾隆皇帝逝世57年后，法兰西第二帝国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闯入“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内烧毁了乾隆皇帝的“凡尔赛梦”。
路易十六的波旁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却涤荡了封建制度，使法兰西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乾隆皇帝的清王朝苟延残喘，却使中国不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