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睐（1907—2001），生物化学家，中国近代生物化学科研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07年出生于福建金门。1925年进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专攻工业化学，毕业后留校。194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二战结束后回国，先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研究教授、上海“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1958年筹备创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78年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科学院院长。
引进了邹承鲁、曹天钦、纽经义等人才，为我国生物化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成功组织了在世界上首次完成具有生物活力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项重大基础性工作；成立并领导中国生物化学会加入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IUB）。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等。
维生素、疫苗、胰岛素……利用化学技术提取或合成的药物，正改变着人类的命运。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这无疑是天方夜谭。没有人相信构成生命的有机物能被人工合成，有机与无机之间存在着鸿沟。直到尿素合成，才颠覆了人类的旧知，意味着人工合成生物体中的物质成为可能，并由此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学科——生物化学（以下简称生化）。
在世界生化学科蓬勃发展的20年里，战火中的中国遗憾“缺课”。
直到中国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中国近乎“跳级”式的成长才为世人瞩目，令世界惊讶。然而，这场“跳级”的背后功臣王应睐，却鲜少被提及。1929年，22岁的王应睐从金陵大学（后被撤销建制）毕业，留校任教。不久，繁忙的工作使他罹患肺结核。疗养期间，他发现肺结核死亡率很高，由此下定决心，放弃工业化学，改学生化。1938年，王应睐考取了庚款留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生化研究。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应睐成绩优异，一连在《自然》发表了3篇论文。7年的留学生涯转瞬即逝，1945年，二战一结束，王应睐就谢绝了导师的诚恳挽留，踏上了归国之路。回国后的他大显身手，也迎来了科研生命的“黄金时代”——他活跃在酶和代谢等领域，在植酸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创造性的成果。但王应睐并没有满足于此，脑中已然构思了一幅发展中国生化事业的宏图。
1950年，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王应睐出任副所长。他意识到，生化事业靠一两个人是搞不起来的。争取学科带头人来新中国工作，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他把目光投向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者，向他们发出了一封又一封热情的邀请信，邹承鲁、曹天钦、张友端、王德宝、纽经义先后回国。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生物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生化所），王应睐任第一任所长。
这批刚刚崭露头角、朝气蓬勃的青年科学家，构成了生化研究阵营和门类较齐且互为补充的研究集体。
为了让生化事业在中国的科研院所、高校遍地生花，王应睐还帮助多所大学办系。例如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创办，就离不开他的帮助。在王应睐的倡导下，生化所在建所初期即面向所内青年科研工作者开办高级生化训练班，并在各地生化工作者的强烈要求下，于1961年首次举办了约400人参加的大型培训班，此后培养了千余名学员。当年的学员很快成长为科研和教学骨干。同时，王应睐还选派了一批有科研想法的中年科研骨干出国进修。
平台建成，“将帅兵”的人才梯队雏形初现，王应睐此时又将中国生化事业用力向前推了一把。1979年，王应睐成立并带领中国生物化学会（后更名为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加入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IUB）。中国在IUB合法席位的获得，为今后中国生化学科参加各种国际学术组织打开了局面。
在中国生化事业组局的过程中，由于事务繁杂、人手短缺，王应睐不得不身兼多职，奈何时间、精力有限，从这一时期开始，他放下了个人的研究事业，全力以赴做一个生化学的“大家长”。
1958年，在一个王应睐、邹承鲁、钮经义等9人参加的讨论会上，“合成一个蛋白质”这一别出心裁的大胆设想，让在场所有人兴奋不已。其时，胰岛素一级序列的测定工作刚刚由英国的F．Sanger完成，他由此获得诺贝尔奖。《自然》杂志预言，“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正因如此，“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一经上报，便备受关注。该项目被列入1959年国家科研计划，并获得国家机密研究计划代号“601”。
可是，胰岛素的合成却非易事，即使当时技术领先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保证成功实现。中国基础设施薄弱、经验缺乏，合成胰岛素更如天上之月，遥不可及。尽管前途未卜，王应睐还是毅然决然带领团队踏上了漫漫征程。当时，这一消息令科研界精神大振，来自全国的研究团队纷纷加入到胰岛素的合成工作中，迎来“大兵团作战”时期。
然而，“大兵团作战”的致命缺陷很快暴露，王应睐果断向中科院谏言：“科学研究不是大呼隆，一定要组织精干力量进行胰岛素的合成。”在探索胰岛素的合成路线时，研究人员首先想到的是胰岛素的A、B链间的二硫键如何正确配对。他们先把天然胰岛素两条肽链间的二硫键还原，拆成A链和B链。之后再寻找条件，重新组合A、B链，合成天然的有活性的胰岛素。
“二硫键的拆合是胰岛素合成中的最大难点，也是王应睐先生最重视的工作，拆合二硫键的方式直接决定了合成胰岛素的方案。”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其谁向《中国科学报》回忆说。当时，王应睐大胆起用了年仅35岁的邹承鲁，并提出4种方案。但由于技术和试剂等匮乏，研究进展缓慢。
王应睐因此采取了“两头抓”的策略：一方面，在1958年组建东风生化试剂厂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试剂、药物、培养基和分离分析材料；另一方面，让团队聚焦到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二硫键拆合方案上。
历时两年，研究团队终于在国际上首次解决了天然胰岛素A、B链拆合问题，为合成胰岛素确定了合成路线。
又经过6年零9个月的艰辛，1965年，生化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和北京大学合作，成功分离、纯化和结晶了人工合成的牛胰岛素，并证明其具有同天然激素一样的生物活力。“分开的A、B链能不能通过氧化重新组合成为天然的有活性的胰岛素，其实是一个蛋白质折叠的问题，但当时的科学界没有人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林其谁介绍。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并没有及时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同时期，国际上报道了其他国家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其合成的胰岛素活性较低，中国无可争议地成为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国家，但终究错过了最佳发表时机，这也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果越过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的界线，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全面看待胰岛素的合成，就会看到胰岛素的合成过程中，中国科学家的精神，求真务实、发奋图强、团结合作、不计名利……”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对《中国科学报》说。
中国合成牛胰岛素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也震动了远在美国的杨振宁。1973年和1978年，杨振宁先后两次提议中国参与诺贝尔化学奖的评选。受时局影响，直到1978年，中国才开始商议提名诺贝尔化学奖的专家人选。谁能代表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报诺贝尔奖呢？无可非议，身为协作组组长的王应睐再合适不过，还有谁比“组长”更具有代表性呢？岂料，王应睐却提出退出候选人名单，态度坚决。
虽然这项工作后来未能如愿获得诺贝尔奖，但还是获得了其他多个重要奖项，其中就包括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然而，这张证书的主要完成人中并没有王应睐的名字。合成胰岛素的工作结束后，王应睐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下一个项目——1981年，他组织领导完成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这项成果，王应睐也依然未署名。
正是这两项极具开创性的成果，让中国学者在世界生化舞台挺直了腰杆！
而王应睐，就如同未曾参与过这些著名项目，润物无声，大爱无痕——直至今天，人们知道中国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却难在有关研究论文、书籍、报道等资料中觅得“王应睐”这3个字。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的贡献，1988年，美国迈阿密生物技术冬季讨论会授予王应睐特殊成就奖；1996年，何梁何利基金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他去世后，2001年7月5日，《自然》登载了一页讣告，记下了他的贡献。或许，中国生化学科健康成长，让世界看到中国力量，中国的生化事业在国际舞台大放光彩，才是令王应睐真正感到欣慰的事。人物生平：●1907年11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金门县一个华侨家庭。●1911—1925年，英华书院学习。●1925年，进入福建协和大学。●1926—1931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3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研究生院。●1936年，赴金陵大学，担任讲师。●1938—1945年，考取庚款留学，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从事维生素研究工作，获得生化博士学位，并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45—1948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1948—1950年，到上海“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研究员。
●1950年，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担任该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1984年，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63年，担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组织协调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的合作。●1965年9月，领导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
●1981年，领导中国科学家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转移核糖核酸。●1984—2001年，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87年，倡导召开了由中国生物化学会组织的国际生化会议（IMB）。●2001年5月5日，逝世，享年93岁。
岳阳路320号——上海生化所的大院，院子里种有不少桂花树。桂花树很特别，香气浓郁，凑近嗅一下，桂花却一点气味也没有，像极了王应睐给记者的感觉。中国生化事业的生发和薪火相传，都需要王应睐使出浑身气力。为此，这位极富天资、博士期间在《自然》连发3篇论文的青年学者，在科研事业的黄金时期放弃小我，毅然决然担起发展中国生化事业的重任；在成果频出之时，却放弃署名，让人只闻花香难觅花影。
身处领导岗位的王应睐还关心后勤“小事”，为研究人员找助手、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为职工家属求医问药等，解除科研人员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当年在王应睐荫蔽下成长的学生，如今已成为生化领域的院士或科研骨干。在这些人的回忆中，几乎都有一两件这样的“小事”。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根俊就曾多次提到，“王应睐先生对人的爱护是真正的爱护”。
离任领导岗位后，王应睐重新专注于科研事业。王恩多回忆说：“担任生化所所长的26年里，王应睐先生将所有精力都投入中国的生化事业和生化所的发展中，离开领导岗位后，先生终于可以挑选一些重点课题开展研究了。”王应睐一直工作到90多岁，此时夫人已过世，但他依然每天上班。身体不好时就拄着拐杖来，不少同事都为他心痛。再往后，王应睐的身体状况不佳。病重时住在医院里，他已无力顾及科研。
一次，老同事来探望他，躺在病床上的王应睐却说，“只有我在偷懒”。2001年5月5日，王应睐悄然而逝。7月5日，《自然》发表文章，讲述这位老人的故事。对《自然》来说，载文纪念一位中国人，是不多见的。“他的故事，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该文作者、美国华人学者王灵智说。
现在，王应睐先生的铜像伫立于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化与细胞所），每天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笑迎中国生化人才，激励着他们昂扬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