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在二战结束前出生的超过2/3；在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超过9成；在日本国内读完大学本科或专科的达到100%；在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里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超过8成。这些数字比较好地揭示了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一些群体特征。
基于这些统计数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对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考察后指出：1、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后的教育改革有关；2、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受到了导师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3、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得益于研究开发经费的持续增长。
周程最后总结指出：1、全面改良科学技术创新“土壤”似比定向培养科学技术创新“苗子”成效更大；2、前辈学者对科学研究的正面示范有时胜过“帽子”、“票子”和“位子”的激励。3、没有稳定与充裕的研究开发经费支撑很难有真正且持久的无人区自由探索。
日本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名誉研究员、名城大学教授吉野彰博士与两位美国科学家共享201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后，日本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已攀升至24人，其中19人是在进入新世纪后获奖的。尽管南部阳一郎和中村修二获奖时已加入美国籍，但他们的获奖成果都是在加入美国籍之前做出的。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获物理学奖的有8人，获化学奖的有7人，另外4人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
19名获奖者中，出生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有13人。其中出生在1926-1935年间和1936-1945年间的各占6人，还有1人是南部阳一郎，他出生于1921年。战后出生的6人中，有2人出生于1946-1955年间，另外4人则出生于1956-1965年间。换言之，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三分之二以上出生在战败前。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平均获奖年龄为69岁，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1岁，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为28年。19名获奖者中，有16人的获奖奠基性成果是在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做出的。其中，有7人的获奖成果是在1970年代做出的，在198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5人，在199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4人。
剩余3人中，南部阳一郎和下村脩的获奖成果是在1960年代做出的，而且都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做出的；还有1人是山中伸弥，他的获奖成果是在21世纪初做出的。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获奖奠基性成果都是在海外做出的仅有3人，他们是南部阳一郎（物理）、下村脩（化学）和根岸英一（化学）。其中，南部和下村的获奖成果都是1960年代初在美国做出的。而且，19名获奖者中，有3人的获奖奠基性成果是在日本企业做出的，他们是田中耕一（化学）、中村修二（物理）和吉野彰（化学）。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构建出这样的图景：“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结束前；他们几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入国立或公立大学读书的；而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进入顶尖国立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1972年日本的GDP超越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他们在著名综合大学或企业研发部门取得了重大研究突破，从而为新世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奠定了基础。
”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在战后接受大学教育的，而且大多数是在战后初期接受中学教育的。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1926年进入昭和时代之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军国主义黑暗时期。
为了“阐明我国的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原理，弘扬国民文化，批判外来思想”，日本文部省于1932年设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日本司法省于1934年设置了思想检察官，不断强化对思想和文化的管制，大力倡导国粹主义，主张国家至上。这明显与启蒙主义教育理念相悖。
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1947年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开始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九州、大阪、名古屋等七所帝国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改造成为国立大学的。虽然它们都被称作国立大学，但实际上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譬如校长由教师选举产生，教授会对教师人事和教学经费具有议决权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国立综合大学指导理工科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师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亲身经历过战时研究的资深教师，另一种是二战后期才考上研究生的青年教师。战时，前者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与军事装备开发和生产有关的研究。后者的情况则有些特别。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大学读书时的导师，无论是年长者，还是中生代，大都经历过二战，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因此人人都可以说是拼命三郎，而且对解决科技问题与发表期刊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科研选题的新颖性和科研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
搞科研只靠主观意愿不够，还得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充裕的研究经费，这些都需要有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的支撑。所幸，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投身科研领域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结果，日本的经济增长大幅超过了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定下的在今后10年中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两倍以上的目标。1960年日本的GDP只有16万亿日元，但到1970年时日本的GDP已猛增至72万亿日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1970年日本的GDP只有2.03千亿美元，至1980年时日本的GDP已增长至1.071万亿美元。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也在不断攀升。
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体上呈不断攀升之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年度投入总额由4.7万亿日元进一步增长至14.7万亿日元。而且，这20年里，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由2.1%进一步攀升至2.9%，甩开德国0.5个百分点，高出美国近0.3个百分点。
导致日本在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的原因有很多，受历史研究的局限，笔者很难对此逐一展开梳理与阐释。最后，想基于上述有限考察就日本科学家进入新世纪后屡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启示问题谈些一孔之见。
1. 全面改良科学技术创新“土壤”，似比定向培养科学技术创新“苗子”成效更大。
2. 前辈学者对科学研究的正面示范，有时胜过“帽子”、“票子”和“位子”的激励。
3. 没有稳定与充裕的研究发展经费支撑，很难有真正且持久的无人区自由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