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对于爱因斯坦很重要，当时一战刚刚结束，他预言的光线偏折被证实，使他立即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最近有热门科普公号以爱因斯坦个人生活为标题形容1919年，可能搞错了重点。《知识分子》特此重新刊出2017年我们已经发表的复旦大学施郁教授的文章，以纪念百年前的科学历史，同时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文章最后也介绍了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印象。
100年前，1919年11月7日，《泰晤士报》报道，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弯曲被天文学家观察到，立即引起世界轰动。在这之后，爱因斯坦还陷入一些政治漩涡，经历过很多国际长途旅行。
爱因斯坦1905年就发表了改变物理学的5篇论文，1914年被盛邀到柏林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15年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并提出了量子电磁辐射理论，1916年预言引力波。然而他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却要等到1919年。当时爱丁顿和克罗姆林领导的两组英国天文学家观测到，远处恒星发来的光在太阳附近的弯曲程度与广义相对论预言一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爱因斯坦一夜成名。这堪称科学新闻传播的一个极端案例。
1919年11月7日，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夹杂在若干战争遗留问题的报道中，有一整页以“科学革命”为题的报道，副标题：“宇宙的新理论”和“牛顿的思想被推翻”，开头：“昨天下午在皇家学会，与皇家天文学会的联合会议讨论了英国天文学家对于5月29日日全食的结果。”文中指出：“这些观测结果决定性地验证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预言。”第二天该报又进一步报道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看法。
第三天开始，荷兰报纸连续报道了几天，彰显荷兰对于科学的重视。
1919年11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汤姆森说，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发现之一，也许没有之一。”电子发现者汤姆森就是皇家学会会长。比较上面两个报道，可见《纽约时报》将《泰晤士报》的“至少是之一”强化为“也许没有之一”。
《纽约时报》还说：“皇家学会会议上有人说欧几里德被推翻”，还提到爱因斯坦最近将一本书交给出版社时，说世界上只有12个人能懂。一个月后，《纽约时报》采访爱因斯坦，希望他解释一下他的理论，以便让超过12个人能懂，爱因斯坦笑着说很难让公众懂得他的理论。
爱因斯坦的成名也给他带来麻烦。他在科学上的成功招致了嫉恨。有些科学家不能接受相对论，认为建立在抽象假说的基础上。
这被反犹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利用，开展了对相对论的攻击。他们于1920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爱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驳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不管有没有纳粹标志”，那么他的理论就不会被攻击，而且还指出诺贝尔奖得主、实验物理学家勒纳德对相对论的批评是肤浅的。
柏林时期，爱因斯坦生活中的主要元素包括工作、音乐、政治和旅行。除了理论物理研究，爱因斯坦还陆续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包括德国物理学会会长、凯撒威廉研究所所长。他还搞些业余小发明。他是资深音乐爱好者，除了欣赏，自己也经常演奏小提琴。频繁的国际旅行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
爱因斯坦曾经想到，世界上对他的混乱的关注很快会衰减，他应该及时利用它。国际旅行大概就是“利用”的内容之一。
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和犹太人身份也在这些旅行中反映出来。那么，为什么柏林时期的爱因斯坦有这么多旅行？笔者总结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他出访的先决条件是，爱因斯坦一举成名后，收到了各种访问邀请。而且可以想象，当时科学研究在起步阶段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乃至寻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邀请爱因斯坦特别有兴趣。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爱因斯坦想躲避当时政治混乱的柏林，逃离德国险恶的政治环境。
第三个原因，是爱因斯坦对旅行的兴趣。他对异国风情和文化很感兴趣，而且他还特别享受海上旅行，在船上读书、做研究、欣赏风景。第四，笔者觉得爱因斯坦频繁的国际旅行还有在他心灵深处的原因。爱因斯坦的个性中一个重要的成分是孤持。他说过：“我对社会公正和社会责任的热心总是与我缺少与他人直接接触的需要相矛盾。我确实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从未全心地属于我的国家、朋友、乃至家庭。
在这些联结上，我从未失去距离感和隐居的需求。”第五个重要原因，而且是决定爱因斯坦是否成行的关键因素，是爱因斯坦需要改善经济状况，希望利用报酬丰厚的访问机会赚点硬通货。
1919年3月，爱因斯坦给物理学家艾伦菲斯特的信中说：“似乎我们的犹太同胞比糟糕的欧洲人更有同情心（至少少残忍些）。中国人将欧洲人统称为‘强盗’，如果只有中国人留下，事情会好些。
”1919年12月，爱因斯坦给朋友赞格的信中说：“我的朋友贝索将回到专利局。可怜的家伙与动物差距太远——只有概念、没有欲望，佛的理想的化身。他会更适合在东方。这让我想起前天夜里和几位高雅的中国人在一起；他们丝毫没有我们的目的和实用主义。对于他们和长城来说，这太不好了！
”1921年3月，爱因斯坦给在苏黎世大学时的同事、当时在天津直隶学院教书的鲁西的信中说：“我想象在中国人当中生活实际上挺好、很吸引人。我遇到的几个例子就特别有吸引力。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身材匀称的人实际上似乎比我们优越得多。”1922年11月3日，爱因斯坦赴日本途中经过新加坡时，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可能在勤奋、节约和繁育后代上超过其他任何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在他们手中。
他们作为商人很受尊重，比日本人受尊重得多，而日本人被认为不可依赖。日本人可能难以从心理学上去理解，自从日本人的唱歌让我完全不懂之后，我不愿意去尝试。昨天我又听到一个唱歌走调到让我头晕。”一周后，经过香港时，中国人的境况使他震惊：“这些被折磨的人每天敲石头、抬石头，赚五分钱。他们的多产就这样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惩罚。从他们的无动于衷，我认为他们自己几乎不察觉，但是看起来很悲哀。
正好最近他们成功组织了一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华人领袖组织得很好。”爱因斯坦还注意到，缆车里欧洲人和中国人是分开来的。回程经过香港时，爱因斯坦看到：“一队中国人，有男有女有小孩，呻吟着向山上拉砖，占据了整个小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他们被残酷虐待，劳动到死，这就是他们谦虚、温和与易满足所得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