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乔治·夏勒的摄影机记录下来之前，雪豹一度如同魅影。尽管布丰爵士早在1761年就完成了对雪豹描述，奶油色的皮毛和蓬松的长尾也能让人们轻易将它与其他大猫区分开来，但此后的几百年里，经典博物学家对雪豹的研究，却只能依靠当地居民的口述，或是皮毛市场上偶然出现的豹皮与骨骼。无论是布丰，还是最终给雪豹命名的施雷贝尔，都未曾一睹这种神秘生物的真容。
当影像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自然研究领域后，许多生物开始为民众所熟知。雪豹是个例外。一些生物长期不为人知，大概是因为外型不够出众，或者是因为生活区域与人类活动区域几无重叠。但这似乎都无法用来解释雪豹研究的迟缓。
作为中亚高原生态中的王者，雪豹不仅外形独特，还是山地浪漫想象的化身，自然不可能被人们遗忘忽视。虽然中亚高原崇山峻岭，但在积雪融水的滋养下，文明的种子也早已在此繁衍。当地居民对雪豹早有认识，在中国西藏、尼泊尔和中亚的许多文明里，都有关于雪豹的传说，甚至在远离高山的中原文化中，也有雪豹的痕迹——有人认为，《山海经》里生活在“其北二百八十里……石者之山”上，“状如豹……文题白身”的孟极，原型正是雪豹。
所以，是什么阻挡了雪豹非凡的魅力？在布丰等早期博物学家探索世界的时代，中亚高原或许还是难以企及的生命禁区；但在今天，针对深海、极地和太空的探索已经愈发常见，高原已经不是人们研究雪豹的最大障碍。当我们摊开一副雪豹的分布地图时，或许就能发现一些问题：雪豹分布区域十分零碎，而许多人为的界线又把它切割得更为复杂——仔细观察一副展现中亚地貌的标准地图，就不难发现这些界线。
实际上，乔治·夏勒也曾有相似遭遇。1969年，夏勒向印度官方申请开展雪豹研究，但他自己很清楚，这样的申请几乎不可能被通过。当时的印巴关系趋于紧张，而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态度导致印度官方对夏勒等美国科学家采取限制措施。无奈之下夏勒只得转投巴基斯坦。三年后，他和好友彼得·马特森试图再次探访雪豹时，印巴之间重开的战火又让他们转向尼泊尔。
这种阻断不仅把想要研究雪豹的欧美学者挡在门外，也让印度学者的成就难为世界所知。1967年，来自印度德拉敦的一位中学教师哈利·党（Hari Dang）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写就了《雪豹及其猎物》一文，然而这篇刊登在印度杂志上的文章并没有多少读者。如果不是乔治·夏勒辗转阅读了这篇文章，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世界上第一篇关于雪豹的学术论文和它的作者。
尽管有着优越的先天条件，中国的雪豹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
对于白手起家的新中国来说，想要研究和保护这样一种栖息在高原的生物，难度颇大。高原环境的野生动物密度很低，而一只成年雪豹的家域面积非常可观：1998年之前，人们通过无线电跟踪，估算出一只雪豹的生活范围为58平方公里；但当更精确的GPS项圈被运用后，这一数字攀升到了1590平方公里以上，更不要提这辽阔的家域覆盖了许多崎岖的山地和冰川。雪豹晨昏出没的警觉习性也给研究带来了难度。
令人揪心的是，当科学家艰辛地寻找雪豹踪迹时，雪豹的尸体和皮毛却不断地出现在黑市上。仅1990～2011年间，中国境内就至少有432只雪豹被猎杀，只要和这一物种4000～7000只的全球野外种群数量对比，就不难发现对雪豹进行系统研究和保护的紧迫性。
在以乔治·夏勒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帮助下，中国的雪豹研究快速崛起，中国的雪豹研究者开始走上世界舞台，其中一个典型是北京大学的吕植教授以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今天，中国的科学家已经在世界雪豹研究领域承担越来越多的重要角色，也为保护雪豹提供了许多“中国思路”。
李娟博士是吕植教授指导的第一位“雪豹博士”。在对三江源保护区的雪豹进行研究时，李娟意识到雪豹与人的冲突：虽然绝大多数雪豹偏好在3000～5500米的高海拔地区捕食岩羊、北山羊等有蹄类动物，但冬季的残酷环境以及有蹄类资源不断萎缩的现状，还是让雪豹越来越频繁地盯上了山谷里的另一种选择——人类的牧群。
雪豹和人的相伴历史久远。
高原资源并不富裕，如同雪豹辽阔的家域一样，人类活动也需要更多的地盘，二者活动范围难免重叠。即使在环境复杂的三江源保护区内，也分布着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以及难以计数的家畜。虽然因雪豹捕食导致的家畜损失比许多猛兽要少（比如仅仅是狼的¼），但这并不会让雪豹摆脱被报复性仇杀的噩运。
分布广泛、栖息地规模大，又决定了对雪豹的保护不能采用“封闭式”的办法——要将几十万平方公里内的居民全部迁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如何让人与雪豹共存，成了保护雪豹的研究重点。
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李娟注意到一种特殊存在的价值——除新疆之外，中国的雪豹分布地大致与藏传佛教的盛行地重合。藏传佛教的寺庙偏好建设在拥有白色岩壁且有河流经过的山地，这恰好是雪豹青睐的栖息地。
在三江源地区，正式记录的藏传佛教寺庙至少有336座，其中46%的寺庙位于雪豹栖息地内，90%的寺庙在雪豹栖息地5公里范围内。此外，约8342平方公里的雪豹栖息地位于寺庙周边的神山范围内。而放眼全球，80%的雪豹栖息地位于相近宗教信仰的覆盖范围内。
李娟对当地猎手的走访中发现，42%的牧民认为打猎是一种罪孽，这或许足以说明宗教的号召力。
而对于剩下的58%，喇嘛们也有对策——三江源的大多数寺庙，都会定期组织神山巡逻。喇嘛与雪豹保护的联系并非李娟首创。早在20世纪80年代，夏勒就曾提出这样的构思，但从构思到实践的后半段，的确是由中国人完成的。今天，这种经验又被引入到其他国家的雪豹保护中，一些曾经阻挡了科学家的界线却无法阻挡喇嘛。当身穿僧衣的喇嘛学会了布设红外相机、追踪项圈信号后，“雪山之神”的未来似乎初现曙光。
回顾保护雪豹的历史，索尔兹伯里大学的迈克尔·刘易斯曾感慨：“当物种不再因为是国家的象征而受到特殊待遇，而是因为跨越国境将人类相联而被珍视”，这或许正是保护雪豹的意义所在。保护雪豹的道路依旧如同其钟爱的峭壁一样崎岖曲折，但人与雪豹的未来或许也会像顶峰风光一般辽远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