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和夫人，利用学术休假到日本访学时，其间的几周，他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出乎意料，在其著名的中国学生的邀请和努力下，杜威戏剧般地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见证并参与到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发表200多场演讲，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席卷了中国学界；他获得崇高地位，孙中山先生登门拜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称他为“西方的孔子”。
在杜威访华百年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仍受到追捧，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38卷的《杜威全集》和《杜威在华学谱》，北京大学出版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等。但20世纪初，在美国教育的多种哲学理念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一直有相当争议。
今天，在杜威提出并发展实用主义的两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看上去不那么实用的经典人文教育是其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100年间，中美两国学界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评价大相径庭，而同时代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却极少在中国学界被提及和讨论。为什么？
胡适是杜威在中国最著名的学生。
20世纪上半叶，东南大学梅光迪教授和以他为代表的“学衡派”，曾针锋相对批评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实用主义理论，但败下阵来，并被尘封和遗忘。如胡适所言：“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
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
今天，在中国学术界倡导通才教育、反省功利教育问题之时，我从胡适与《新青年》、梅光迪与《学衡》两条线索出发，追寻并反思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对百年中国教育的影响。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Erskine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西方经典阅读，今天发展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核心课程——伟大书籍。
1919年4月30日中午，杜威夫妇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在码头迎接，那时，他们的计划仍然是在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然而，谁也无法预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掀起的狂风巨浪，伴随胡适在北京大学讲堂上的积极宣讲、《新青年》等媒体的大力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青云直上，风靡中国。
胡适将此前后的演讲稿整理成文，题为“实验主义”，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9年5月3日，杜威在上海开始了此行的第一场演讲，胡适现场翻译。当时盛况，从听众程天放的回忆中见一斑：那时我是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一天报载杜威博士在江苏省教育会公开演讲，由适之先生翻译，我和许多同学都去听。
当时，适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批评旧传统旧习惯，上海一般知识青年都震于他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在电车上我们想象胡适一定是西装笔挺、神气十足，等他陪杜威走上讲台时，穿的是一件长衫，态度谦恭和蔼，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学者，大出我们意料之外。
受到热烈欢迎，杜威改变了主意，当晚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争取在中国讲学一年。
他写道：“他们（胡适和北京大学）都认为目前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一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的代表坐镇，这将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我自己也极为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可让我了解东方思想和情况。因此，我希望哥大能接受教育部即将提出的建议。我个人所得也会是哥大所得。我相信由于我人在这里，就会为哥大招来更多中国和日本学生。”
1919年7月，蔡元培同意回北大，他先派蒋梦麟代理，由此开启了蒋梦麟服务北大长达17年的经历。杜威夫妇最终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1921年7月11日离京回美，胡适在当天出版的《晨报》发表文章“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写道：杜威先生在中国到过并演讲的地方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大演讲录已经出了十版，其余各种小演讲录……几乎数也数不清了！
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胡适说“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这是事实，但他没有讲出故事的另一面：与杜威哲学同时代的其它美国哲学理论，在中国或未被介绍、或被压制。
比如，杜威同事、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约翰·厄金斯（John Erskin，1897-1951）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倡导的“新人文主义”，芝加哥大学校长倡导的以西文经典文学为基础的“伟大书籍”运动。
当杜威学派、胡适、文学革命在中国高歌猛进时，哈佛大学新人文学派、梅光迪和他的领导的学衡派，对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教授在青年学生眼中是犹如神一般的存在，梅光迪等人望尘莫及。
1919年5月29日抵达北京，见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他们在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在中国的生活很刺激，这句话很公允，我们所目击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1921年7月11日，胡适在《晨报》发表文章“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写道：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
1952年12月，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邀请，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在师范学院发表演讲，题为“杜威哲学”，他说：“1919年（民国8年），杜威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几个他的学生，在他开讲以前，举行了几次公开的讲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绍。我的讲演有一部分收进了《胡适文存》。像《实验主义》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学》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教育学说，被公认为最新的教育理论，不但影响了全美国的学校，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也影响了革命初期的俄国。苏俄那时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论制定的，后来革命的倾向改变，整个教育制度也就改变了。中国教育界自1919年到现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1948年12月16日，当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夫人乘飞机离开北平时，他可能未曾料到，他永远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北京大学，也永远失去了小儿子胡思杜。
今天，在纪念杜威访华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杜威哲学为何在中国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