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效避孕药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不再陌生。自从上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它已经造福了全世界超过30%的育龄女青年，让她们免受意外怀孕的困扰，能够更自由地与伴侣亲密，同时享受工作、旅行、学习的自由。然而，我在翻阅避孕药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了这么一段往事。在一般的资料里，它甚至都不会出现，或者最多成为一个脚注，但它却是现代制药一个极为刺眼的缩影。
故事，要从一种植物开始说起。
墨西哥南部的热带雨林里，产一种叫做墨西哥薯蓣的植物。它有着心型的叶片，弯曲而细长的茎；最显眼的是异形的、足球一般巨大的块状根系。它和山药是近亲，但却一点都不好吃。这种植物曾经是墨西哥重要的经济作物。由于长在偏僻的山地，开采几乎全靠当地山里的农民。
他们要做的，是每天起早贪黑地进入毒蛇密布、闷热潮湿的丛林里，在盘根错节中、小心地把块根挖出来，切成片晒干，并赶在太阳落山前，送到中间商手里，换取微薄的收入。
墨西哥薯蓣，是短效避孕药的原料。这种来自热带雨林的薯蓣科植物、山药的近亲，构成了世界上众多育龄女性的日常。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Russell Marker发现，薯蓣中提取的薯蓣皂苷元，经过一系列化学过程，能合成孕酮；而随后，Gregory Pincus 证明孕酮能够有效避孕。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毕竟，在合成方法被发明之前，孕酮只能从动物中提取，十分昂贵。墨西哥薯蓣的出现，让孕酮的价格降到了原来的千分之一，避孕药商业化成为了可能。
其实，很多别的类固醇药物的生产，也有赖于这种植物。60年代，墨西哥出产了全世界80%的薯蓣。对于瓦哈卡州的农民，这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250kg薯蓣能够提纯出1kg类固醇物质，而仅仅1克孕酮，就能给药商带来40美元的利润。从挖薯蓣的农民到避孕药，中间差了八千倍。
巨大的利润，有一部分被墨西哥当地的中间商拿去了。这些人几乎掌控了特定地区的薯蓣交易，大部分农民都必须仰仗于他们。
甚至有一些农民，从中间商那里根本拿不到钱，只能拿到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而更大的玩家，毫无疑问是大药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美国的 Searle 公司研制出了第一款短效避孕药 Enovid。但在之后的发展中，Syntex 公司后来居上了。这个由美国人在墨西哥注册、生产类固醇的公司，早已垄断了薯蓣在墨西哥的生产以及供应。
他们甚至可以与墨西哥农业部谈判、制定政策，让他们得以用专利技术在墨西哥本地合成中间产物，这样运出墨西哥的产品就不会出现在上税清单里了。而其它制药公司，要么拿不到开采许可，要么产品被加征进出口税。德国的 Schering 公司，就是在和 Syntex 的竞争中破产的。
低廉的成本背后，是大医药公司全球的扩张。
1957年到1965年，美国服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从0变成了4百万，欧洲各国也纷纷跟进，对薯蓣的需求忽然暴涨。然而，薯蓣是一种极难驯化的作物，全部都要依仗野生挖掘。根据墨西哥的数据，1974年，大约有10万墨西哥农民从事薯蓣的开采，1955-74年间，墨西哥南部总共生产了近1亿吨薯蓣。这种野草般的植物曾经到处都是，农民只需要走一小段路就能挖个几公斤。
随着资源越来越稀缺，挖掘变得越来越危险，农民们需要到越来越深的林子里去寻找，谋生日艰。然而，近20年的时间里，薯蓣原料的收购价几乎没变。相对廉价的避孕药背后，是几乎为零的原材料成本，让开采毫无节制。70年代末，薯蓣在一些地方野外灭绝。
越来越少的薯蓣，以及墨西哥政府的强硬，让制药公司开始另谋出路——这个套路，其实已经被演了上百年。勘探队带着科学家来到非洲或者澳洲小岛，收集上几百种动植物，一种一种试，有用的再接着开采利用。这叫生物勘探，即为了驯化、培植或者交易等商业目的，对于资源的筛查。而生物勘探往往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生物剽窃——专利、产权悉数落入商业集团，当地人被迫沦为供应末端。
从药学家到生物工程师，他们对真正的植物以及如何开采毫无概念，仰仗的是原住地农民们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然而在强大的政经集团前，当地人弱小到不值一钱。墨西哥本土的科研力量，无法支撑庞大的制药工业，他们自己都需要进口避孕药和其它激素类药品。同样的，非洲、南美国家拥有着最丰富的生物资源，而那些带着勘探资源前来收集、鉴定并申请各种专利、实现商业应用的大企业，写的都是自己的英雄故事，和非洲、南美几乎无关。
国际化产业的疯狂开采，让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当地物种，也会沦为全球产业链的渺小一端，卷进巨大的工业化和资本运作中。它和它所附着的环境，在庞大的生产机器前异常脆弱。露脊鲸和抹香鲸死于商业捕鲸；北美野牛的濒危并不是因为猎人的贪婪，而是现代制皮工业的碾压。
20世纪初，阿根廷查科平原的白坚木林被用于欧美工业化的皮革鞣制，40年之内消失了一千万公顷，相当于阿根廷整个森林的10%，当地的环境至今还未恢复。
其实，薯蓣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许多都有潜在药用合成价值。但在任何一个规模产业下，多样性其实都十分脆弱——他们只需要一种就够了；而我们失去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机会。失去机会的，还有当地的原住民，他们祖辈生存的土地，他们曾经拥有却不再拥有的资源。他们曾经是繁华的底色，但繁华，终究与他们无关。
80年代，日本科学家研制出的基于微生物的化学合成手段，代替了植物提取。
薯蓣安全了，我们也不用担心没有避孕药吃；而墨西哥的薯蓣产业，经历了药企的割据、国有化的努力、资源的衰败，最终成为了历史。在瓦哈卡雨林里的农民，依旧过着贫穷的日子。避孕药离他们依旧遥远——那可是一个月10美元的奢侈，他们可能都不知道避孕药的存在——许多挖薯蓣的农民，以为自己挖的东西是用来做肥皂的。
而国境线的另一端，几百万女人每天早上醒来例行公事吞下一颗粉红色的药丸，她们念着大学，和伴侣自由亲密，正享受着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
这个故事并不是要告诉我们避孕药不好，或者我们不该有避孕药。避孕药绝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是，就如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雨林实验室：墨西哥农民、国家项目和避孕药》的作者 Gabriela Soto Laveaga 所说，墨西哥农民的故事，不应该只是“伟大科学家拯救人类” 的脚注。理应照顾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东西，照顾到了那些最该照顾的人吗？在环境和资源方面，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这便是历史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