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个只在历史书里见过的词居然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鼠疫。我们不妨来回顾下那段真实发生的历史吧。今天的文字来自《罗马的命运》的章节摘录，这本书被称为《枪炮、病菌与钢铁》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凯尔·哈珀利用最前沿的基因科学、气候科学和疾病科学，向我们解释了罗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鼠疫和结构性危机，以及他们在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我们有许多来自6世纪的证词，强调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自然剧变。现代历史学家一直绞尽脑汁想要弄清楚，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些记录，因为这些报道不可避免地缺乏科学准确性，而且反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假设和偏见。现在，查士丁尼瘟疫的病因已经确定无疑地被锁定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一些遵守最严格实验计划的实验室已经对鼠疫患者考古遗骸中的基因进行了测序。这个信息就像是暴风雨中的船锚。
它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罗马帝国与鼠疫杆菌历史性碰撞的本质。
鼠疫杆菌是三次历史性黑死病的病因。第一次暴发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中世纪的黑死病始于1346—1353年，随后持续了近500年时间。第三次发生在1894年的中国云南，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这三次疫情实际上都是巨大的意外事故。在啮齿类动物疾病的交火中，人类只不过是误伤者。
从细菌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是理想的宿主，因为，当血液中的细菌浓度还没有上升到能让跳蚤把它带给新的受害者时，人通常就已经死亡了。大多数时候，感染鼠疫的人会成为终点站，而不是传播者。
今天，鼠疫杆菌在全世界的啮齿类动物种群中，成了一种“地方性动物疾病”（在某种动物种群中永久存在）。它就在那里，潜伏着。人们对现代鼠疫杆菌的基因做了大量研究。
这一物种内部的遗传变异在现今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为这种细菌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在中亚发现了最基本和最多样化的鼠疫杆菌菌株，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代鼠疫基因的进化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根据目前掌握的遗传数据来看，鼠疫杆菌的发源地很可能是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鼠疫杆菌的大部分历史中，它都徘徊在所谓的维护阶段，也就是说，通过野生宿主间的传播来维持生存。
鼠疫杆菌或许可以感染任何哺乳动物，但啮齿动物是其主要储存宿主。鼠疫杆菌在群居的穴居啮齿动物中非常活跃。它们的生活方式有利于细菌利用跳蚤传播。中亚大沙鼠和亚洲土拨鼠似乎对这种疾病有部分抵抗力，因此在长时间的地方性动感染阶段能够维持鼠疫杆菌的传播。鉴于它的神通广大，鼠疫杆菌不需要过度依赖于任何一种宿主。鼠疫周期的经典模型三千年来，现代鼠疫杆菌一直是中亚穴居啮齿动物的一种地方性动物疾病。
它在啮齿类动物中的历史，或许比我们能知道的要复杂和混乱得多。利用跳蚤作为媒介，它可以从维护阶段的宿主身上，散播到各种诱人但不稳定的啮齿类动物群体中。在扩散阶段，鼠疫杆菌会找到新的宿主，短暂地暴发为动物流行病。
黑鼠的生理特征似乎格外适合于促进鼠疫扩散。它们的习性、个性和数量，既使它成为无助的鼠疫受害者，同时也是细菌传播的非自愿载体。
它们并不是鼠疫杆菌理想的永久储存宿主，但对于助长大规模人类鼠疫却十分重要。黑鼠在我们所了解的鼠疫故事中不可或缺。黑鼠的生活被一种小跳蚤——印鼠客蚤所困扰，这是一种东方鼠蚤，它们生活在黑鼠的毛皮里，以吸食血液为生。在扩散阶段，跳蚤是鼠疫杆菌的主要载体，跳蚤从受感染的大鼠那里食入细菌，然后再传播给其他大鼠。黑鼠强大的免疫系统会进行反击，但这只会让细菌在大鼠死亡之前集中在血液里。
随着大鼠数量减少，饥饿的跳蚤迫切地需要血液，会屈尊俯就地来吸食人类。
因此，鼠疫在人类中的流行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鼠疫杆菌必须从野生动物储存宿主体内溢出，成为失控的动物流行病，然后，再从共生的啮齿动物跳到人类身上。人类流行病是啮齿动物流行病的一种意外后果。不管怎样，这是经典模型。几十年来，它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最根本的是，黑死病病原体的身份遭到了强烈质疑。
这种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认为，中世纪的瘟疫太过广泛，太具爆炸性，因此不可能是一种依赖于啮齿动物和跳蚤传播的疾病。现在，DNA证据已经平息了关于病原体身份的争议，但流行病学问题仍然存在。关于细菌在瘟疫期间通过其他途径传播的可能性，存在着一些建设性的争论。其中一些路径，例如通过人蚤或虱子等其他体外寄生物传播，将会绕过大鼠，而且似乎越来越可能是鼠疫扩散的额外途径。
致痒蚤（Pulex irritans），又称人蚤，越来越像一个共犯，这种传播方式或许是“经典”模式之外的一种补充途径。
其他传播途径，如肺鼠疫在人类之间直接传播的方式，综合来看，似乎还是不太可能成为鼠疫传播的主要力量。不过，我们不应该低估鼠疫杆菌的神通广大。它可以感染许多种类的啮齿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其他小型哺乳动物，比如兔类动物的重要性或许被低估了。它们可能是鼠疫连环爆炸反应中沉默的一环。
尽管我们应该强调黑鼠和东方鼠蚤在鼠疫传播中的主要地位，但鼠疫杆菌也可能利用自身的丰富才能，在大暴发中通过其他哺乳动物和人类寄生虫传播。
鼠疫杆菌的征途：从中国到贝鲁西亚在大规模鼠疫流行之前，还需要一个复杂的生态平台准备就位。移居到西方的黑鼠就是一个先决条件。很久以前，在罗马统治的领土上并没有大鼠存在。黑鼠原是东南亚的本土动物，在不久前某个时间漂流到西方。
它是一个入侵物种，而罗马帝国刚好加速了它最后一次向西方的大迁徙。用迈克尔·麦考密克的话说，“大鼠在整个欧洲的扩散，越来越像是罗马人征服事业的一部分”。地中海西部最早的黑鼠遗骸来自公元前2世纪，正是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时代。
过去人们曾怀疑，在查士丁尼时期，黑鼠数量是否已经取得足够的进展，可以为第一次大规模鼠疫作出解释，但是，麦考密克在15年前表明，黑鼠的前进步伐已经超出了前人的认识；尽管考古学家很容易忽略大鼠骨骼，但近年来还是积累了更多的证据，能够拼配出罗马帝国的大鼠分布图。例如在英国，黑鼠就跟随着罗马人征服的脚步到达了那里。它深入到农村地区。罗马帝国的体制依赖于粮食运输和储存，因此成了黑鼠的天堂。
对它们来说，罗马帝国是一处营养丰富的宝藏。罗马帝国为大规模鼠疫做好了生态准备。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小细节。在查士丁尼之前，希腊人和罗马人并非完全不了解腺鼠疫。虽然它没有出现在早期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中，但是写作于1世纪末的以弗所的鲁弗斯就知道“疫病性腹股沟淋巴结炎”了。他还引用了其他权威人士在利比亚、叙利亚和埃及观察到的疫病情况。
另一位同时代人，卡帕多西亚的阿莱泰乌斯（Aretaeus of Cappadocia）也简短提到了疫病性腹股沟淋巴结炎。但这些一定是鼠疫非常地方性或局限的形式。盖伦有丰富的临床知识和经验，但他似乎并没有见过腺鼠疫。4世纪的医生奥里巴西乌斯（Oribasius）创作了一部庞大的医学百科全书，其中摘录了鲁弗斯关于腺鼠疫的著作。
但是，当他创作一本较短的医学实践手册时，鼠疫却被从中删掉了，说明这并不是实用的知识。
到了6世纪，鼠疫杆菌的基因构成已经让它成为能够引发大规模瘟疫的致命病因。一些遗传和生态方面的先决条件致命地结合在了一起，零星火花很快会变成一场大火。黑鼠的扩散加上帝国的连通性，为鼠疫杆菌的致命菌株的大范围传播奠定了基础。鼠疫杆菌的传播只剩最后一个障碍：它必须从东方来到这里。
引发第一次大规模瘟疫的鼠疫菌株不同于从中国西部高地的一个古老巢穴中发现的。人们在新疆地区的现代灰色土拨鼠和长尾地松鼠身上，发现了6世纪鼠疫杆菌支系已知最近的近亲。鼠疫是来自东方的天灾。用莫妮卡·格林（Monica Green）的话说，“所有关于鼠疫历史的叙述都必须与那个发源地联系起来”。鼠疫可以沿任意数量的路线向西蔓延。但关于它的旅程，同时代的证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明确的线索。
疾病最先出现在帝国南部海岸，出现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贝鲁西亚。只有将分子证据和人类证词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追溯这种新病原体的航程。
“鼠疫杆菌是个多面的杀手。许多问题都取决于感染方式。”——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第一次大规模鼠疫的地图上布满阴影，偶尔会被一束束细小的光亮穿透。我们在这些零星证据中寻找第一次大规模鼠疫的流行病学线索时，必须保持谨慎。
我们应该提出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从物理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第一次鼠疫传播到了哪里？第二，在瘟疫所到之处发生了什么？鼠疫杆菌的生物学特性是绝对的主导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瘟疫的进程也受到人类因素，也就是瘟疫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影响。通过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掌握了哪些信息，而且至少可以限制我们的猜测范围。地中海东部的城市遭受到重创。亚历山大里亚被“荒废、遗弃了”。
其他伤亡记录包括耶路撒冷、埃米萨（位于离海岸直线距离70千米的内陆）、安条克、阿帕梅亚、米拉和阿弗洛狄西亚斯。这是一份不太详尽的名单。我们从中找不出明显的规律。大多数东部城市可能都曾遭到袭击，但是，严格谨慎的态度提醒我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死亡事件本身吞噬了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证词。
查士丁尼瘟疫出现之前，病原体的移动能力是古代疾病规模的限制因素。
大多数人会因为古代不便利的旅行和通信条件而受到保护。即使是在相互连通的罗马帝国，生活也以非机械化运输的缓慢节奏在前进。农村人口在整体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从而缓解了任何死亡危机的影响；城市人口最容易感染在人类之间直接传播的病原体，比如天花病毒。在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现代文献中，有一种随意但根深蒂固的设想，认为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城市。但是，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让我们偏离鼠疫病菌威力的秘密的了。
鼠疫与众不同。鼠疫杆菌并不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的途径，也不靠环境污染传播。因此，人口密度不是重要的因素，除非它对大鼠的密度产生了影响。在乡村和野外，作为载体的啮齿动物数量非常多。鼠疫杆菌在那些稠密的无处不在的啮齿动物网络中不知疲倦地扩散。人类的贸易网和通信网是一种催化剂，让细菌能在相距遥远的各个鼠群中快速传播。
而且，鉴于这种瘟疫还可以利用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和人类寄生虫作为传染媒介，其多样的传播能力可以为鼠疫传播提供额外的助力。第一次鼠疫发生时，鼠疫杆菌在乡村不受阻碍地蔓延。它无情的肆虐超出了正常的预期。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葡萄也挂在藤上慢慢腐烂。在地中海东部，瘟疫的触角延伸到各个村庄。基督教圣徒赛科恩的西奥多（Theodore of Sykeon）在12岁的时候感染了腺鼠疫。
他所在的村庄位于一条穿过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罗马大道旁边，距离最近的城镇约11英里。在安条克附近，一个生活在柱子上的圣徒曾目睹过瘟疫席卷“整个乡村……到达乡村的每一个地方”。疾病还袭击了耶路撒冷的农村地区。根据一块碑文记载，腺鼠疫出现在了外约旦的佐拉瓦村。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上游24英里的地方，一位圣者隐居在“门迪斯沙漠”的某间小屋里，他也被瘟疫夺去了性命。在西方，证据甚至更加零零星星。
鼠疫蔓延到了北非、西班牙、意大利、高卢、日耳曼和不列颠。但是，它的传播路径和渗透深度都非常不清楚。这种疾病在非洲“点燃了火焰”。“瘟疫开始摧毁男男女女和他们周围摇摇欲坠的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几乎整个西班牙”都在第一波瘟疫中受到创伤。在意大利，一片诡异的寂静笼罩着这片土地。只有一份孤独的报告证实了意大利的疫情。在高卢，而且只在高卢，我们拥有更多信息。
作品颇丰的主教图尔的格列高利，让我们得以瞥见一个瘟疫肆虐的世界。他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无价的。543年，受感染的大鼠抵达了高卢海岸阿尔勒。在河流运输网的推动下，瘟疫开始向北方蔓延。第一波瘟疫并没有到达位于奥弗涅的克莱蒙，格列高利住在那儿的时候还是个小男孩。它缓慢移动到北边很远的地方，到达特里尔和兰斯。这场瘟疫似乎还穿越了英吉利海峡，于544年抵达欧洲的西部边界。
576年，爱尔兰暴发的一场疫情被记入编年史，但是，直到660年发生的又一波重大疫情，瘟疫在这些岛屿上的严重程度一直模糊不清。
矛盾的是，西方的交通系统应该可以减缓鼠疫杆菌的传播。但这一论点并不具有太多说服力。事实是，鼠疫在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得到了证实。现在，最惊人的证据来自一个我们认为超出了瘟疫范围的地方。
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郊外，分别位于阿施海姆和旧埃尔丁的两个公墓，为我们提供了鼠疫杆菌的古代分子证据。阿施海姆的墓地在6至7世纪期间一直被使用。这块墓地规模很小，使用墓地的定居点只有不到一百个居民。在6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多次埋葬频率异常之高，看起来非常可疑，很像是一段死亡危机时期的墓葬。从死者身上提取到的DNA最终确认这些受害者死于鼠疫杆菌。野兽曾经到过这里。
在西方偏远农村地区发现瘟疫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鼠疫曾经到过这里，那它一定还到过许多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在我们的地图上仍处于黑暗之中。
分子分析的奇迹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信息。其他遗传物质碎片就在某个地方。人们总是认为，查士丁尼瘟疫并没有以集体墓地的形式留下考古遗迹。麦考密克的艰苦努力现在已经证明，事实刚好相反。
通过一份包括大约85个考古遗迹的目录，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即集体墓地数量的突然上升与腺鼠疫的出现有关。暴力和其他自然灾害肯定也是古代晚期一些多人群葬的原因之一。但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基因证据确凿地表明，从不列颠群岛到巴勒斯坦边境，鼠疫杆菌重新塑造了葬礼这样一般私密又保守的庄严的事情。查士丁尼瘟疫的影响范围非常宽广。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任何能够免于瘟疫的毁灭的民族都是值得一提的。
据说，摩尔人、突厥人，还有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都不曾受到全球灾难的影响。关于发生在非洲的瘟疫，一份诗意的描述曾强调，鼠疫消灭了罗马人，但却没有“影响到那些心怀愤懑的部落”。突厥人吹嘘道：“从时间源头起，他们就从未经历过盛行的鼠疫。”一种传统观点认为，这场瘟疫放过了阿拉伯的心脏地带。“尽管近东其他地区都暴发了鼠疫，但麦加和麦地那都没有受到影响。
”7世纪，著名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院长西奈的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of Sinai）写道，异教徒居住的“荒凉干旱”的地方“从未经历过鼠疫”。摩尔人、突厥人以及阿拉伯中部的居民都以游牧为生。这很显然可以从生态上得到解释：面对大鼠-跳蚤-瘟疫的致命网络，非定居的社会形态可以提供保护。增长人口而集体付出的艰苦努力。死亡人数难以估量。约翰声称，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存活下来。这未免有点夸张。
普罗柯比在《秘史》中认为，大约有半数人死于鼠疫。“瘟疫也暴发了……带走了一半”人口。它扫清了“大片农民”。“与死去的人相比，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幸存下来，要么没有被感染，要么是在感染后痊愈了。”一位巴勒斯坦人的墓碑上写到，6世纪后期暴发的一次鼠疫带走了三分之一的人类。关于第一次鼠疫的全球死亡率，这些是唯一明确的证词。古代社会的重心总是倾向于农村。当时约有85%～90%的人居住在城市之外。
鼠疫渗透到农村地区的能力，是它有别于以往其他大规模流行病的主要地方。这种能力使鼠疫比其他疾病更加致命。一旦开始流行，鼠疫杆菌这个杀手的生物学特性就掌握了主动权。正如古代作者所强调的那样，鼠疫不加选择地攻击受害者。小孩和老人、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在来势汹汹的鼠疫面前全部倒下。不过，死神特别折磨体弱的人。因此，即便是面对鼠疫这样可怕的敌人，人群的基本生理状态也并非完全不重要。
在查士丁尼瘟疫前夕的若干年中，剧烈的气候异常曾导致食物供应减少。罗马世界不健康的疾病环境也削弱了居民的体质，而且耗损了他们的免疫系统。所有这些变量都说明，第一次鼠疫前夕的罗马人十分脆弱。第一次鼠疫击中了一群饥饿且虚弱的人。
中世纪黑死病令人震惊的死亡率的可信度经受住了最严格的审查，甚至还被向上调整过。中世纪晚期的文献相当丰富，因此，利用这些更密集的记录重建出的死亡统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历史学家广泛认同，“当14世纪中叶黑死病第一次来袭时，欧洲、中东和北非总计损失了约40%～60%的人口。”各个国家的死亡率差异不大。贝内迪克托精心整合的数据揭示了这一点。我们掌握的所有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信息，也都基本符合这一结论——死亡人数约为人口总数的一半。瘟疫很快就动摇了正常的生活节奏。成熟的庄稼烂在田里。食物变得稀缺。但不久之后，由于需要供养的人越来越少，食物变得比往常还要充足。
小麦的价格暴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工资飙升。544年，查士丁尼颁布的法令中写道：“众所周知，即使在上帝出于对人类的爱而给予我们惩戒（也就是鼠疫）之后，那些忙于交易和策划的人、各种手工艺人、农民，甚至是水手，这些本该变得更好的人，却仍然转向贪婪，违背古老的惯例，索要两倍或三倍的价格和工资。”继承体系陷入混乱，在一个拥有广泛信贷网络的经济体中，银行会迫切地将债务强加给继承者。
除了教堂，所有建筑活动都停止了。国家陷入困境。查士丁尼发行的金币跌破了七十二分之一磅的神圣标准。这是自君士坦丁以来对金币的首次操纵，引起了官员们的愤慨。军队的过度扩张本已到了危险境地，现在兵员大幅度减少。这场瘟疫标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与财政危机的开始。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罗马政府在动员军队时，以及更多时候在为军队买单时，遇到了很大困难。
查士丁尼拒绝豁免在人口灾难过后那几年拖欠的税款，直到553年他才最终妥协。由于他不肯降低整体税负，幸存者被财政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查士丁尼统治中期的帝国税率，可能是罗马历史上的最高点。普罗柯比对这个政权的批判就建立在对财政掠夺的指控上。与此同时，改革议程戛然而止。据彼得·萨里斯（Peter Sarris）统计，从533年到542年，帝国一共颁布了142项法令和章程（平均每年14.2个）。
从543年到565年，一共有31个（平均每年1.3个）。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人口崩塌与东部帝国的失败之间有着相对简单的因果联系。然而，第一波瘟疫带来的冲击只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