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道第一次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见到这位身材高挑、精神矍铄又温文尔雅的离休老人,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几天后他就将迎来自己92岁的生日。更让人感叹的是,他和中科院的缘分就占据了人生的70年。1949年起,他参与并见证了一个激荡的年代里科学救国的历程。在他的回忆里,有那一代中科院科学家们对祖国的深情厚谊。
70年前,陈庆道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来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在那个百废待兴,特别是工业体系亟须重建的大局中,他的选择注定不平凡。陈庆道在进入大连化物所时,担任时任所长屈伯川的主任秘书。往后,他主要从事的是学术委员会和科研管理工作。“科研工作紧密围绕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紧紧依靠科研。水乳交融,密不可分。”陈庆道说,这是当时科研机构最重要的使命。
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国家对燃料方面的迫切需要,开展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页岩油加氢的研究;为解决抗美援朝急需的炸药原料,开展汽油馏分环化制甲苯的研究;同时还进行了鞍钢耐火材料、海昌蓝染料、煤炭及天然石油资源评价等方面的工作。纵使岁月流逝,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他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参加航空煤油攻关时的情景。
“记得那时候,首都的部分公共汽车改用木炭做燃料,在车顶上背着一个大气袋满街跑;喷气飞机的燃料更紧张,据空军油料部的同志讲,连训练飞行员所需的航空煤油供应都受到了影响。”陈庆道回忆,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从苏联进口的航空煤油断供,已经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中国必须自力更生,解决航空燃料问题!要攻克航空煤油的任务,加氢裂化是关键。
陈庆道介绍,大连化物所采取了“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方式,组织了催化剂、加氢小试寿命试验及油品成分分析等方面的跨室合作。他还记得,那时为了做催化剂寿命试验,一干就是几百甚至1000小时,所有人假日都不休息,连续倒班、夜以继日。“处在困难时期,副食供应很紧张,不少同志营养不良,有的还得了浮肿病,但大家依然坚持工作。
在东北寒风凛冽的冬天,倒夜班的加氢车间里很冷,工作人员为了御寒,裹着毯子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地记录试验数据。”从陈庆道的诉说中,仍能清晰地觉察到他涌动的情绪。终于,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科研人员成功研制出一段法加氢异构裂化的新流程和219催化剂,所得航空煤油完全合格,收率超过当时国外报道水平。在科研成果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上,原石油部迅速组织科研、设计、生产三结合,完成制取航空煤油的攻关任务。
为了保证加氢异构裂化催化剂及新工艺的中试放大成功,大连化物所派出大量一线科研人员到抚顺石油三厂参加催化剂放大及加氢工艺半工业试验工作,长期驻厂。不到两年,抚顺石油三厂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加氢异构裂化219催化剂生产车间。1966年,在大庆建成了我国自行设计的规模最大的航空煤油厂,并一次投产成功。从此,我国低冰点喷气飞机燃料油完全能够由国产解决,彻底结束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85年第一次评选全国科技进步奖时,“大庆重油加氢异构裂化制取优质航空煤油”成果曾被石油化工评审组评为新中国科研与产业互动成立以来石化行业4项重大成果之一。在陈庆道看来,这就是中科院的科学家和产业部门相结合,自力更生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缩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白天工作争分夺秒,晚间实验室、图书馆灯火辉煌,经常是单位要关大门了,大家才披着寂静的夜光归去。
”陈庆道回想当年科研工作者的日常,一切历历在目。他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急国家之所急,为建设国民经济、增强国防力量默默奉献的精神和情怀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