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贺建奎宣布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已经诞生；他试图在这对双胞胎的 CCR5 基因上引入突变，以保护她们免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感染。这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大范围讨论，随后一些研究也试图分析这对婴儿的健康状况。其中一项研究，分析了约 40 万人的基因组数据库，认为自然携带有这一突变基因的人，其寿命可能比其他人更短。
这篇论文于今年 6 月发表在《自然》子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不过，这篇研究已经于本月 8 号撤稿，原因是研究中的关键技术存在错误，导致结论缺乏效力。研究者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口遗传学家拉斯姆斯·尼尔森（Rasmus Nielsen）表示：“我有责任向公众公开这一数据。”他还与其他人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反驳自己之前的研究。
贺建奎在 2018 年 11 月宣布，他的研究团队已经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了人类胚胎的 CCR5 基因，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已于当月诞生——这个声明震惊了科学界。贺建奎当时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他表示，之所以选择编辑 CCR5 这个基因，是因为如果这个基因发生突变、缺失了 32 个碱基（即 CCR5-Δ32），那么人体将可以免于 HIV 感染，而且似乎不会有其他明显的健康问题。
此前的研究表明，CCR5-Δ32 突变在欧洲人中较为常见，它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一项小型研究发现，与其他人相比，Δ32 的携带者更容易死于流感。为了在更大的数据库中解决这个问题，尼尔森和他在伯克利的同事魏馨竹对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该数据库包含了来自 50 万英国人的基因组和健康数据。今年 6 月，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自然医学》上。
研究发现，相比于那些不带有突变或者只携带了一个 Δ32 突变的人，携带了一对 Δ32 突变的人更有可能在 76 岁之前死亡。另外，携带一对 Δ32 突变的人数，大约只占样本库参与者的 1%，这比演化理论预测的要少——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 Δ32 突变可能是有害的，具有一对 Δ32 突变的人，平均寿命可能更短。论文一发表，人们就对这个结论产生了疑问。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肖恩·哈里森（Sean Harrison）当晚试图重复这个实验。由于缺乏原论文所使用的数据，哈里森将分析目标对准在基因组上与其靠近的位置。基因组上相邻的部分往往是一起遗传的，因而，哈里森分析基因组上邻近的部分，理论上来说，也会得到与原研究相同的结果——然而，结果并不相似。哈里森随后在推特和博客上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哈里森的发现，激起了哈佛医学院的人口遗传学家大卫·里奇（David Reich）的兴趣。里奇的实验室正在研究 CCR5。他的团队与尼尔森合作，发现原论文里用来测量 Δ32 突变的方法，并不总能识别出这个突变；因而，他们所得到的数据，其实低估了携带有 Δ32 突变的人数。
当初，研究者将数据库中明显缺乏一对 Δ32 突变的情况，归因于 Δ32 突变可能是有害的；尼尔森说，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技术上的错误，能够更好地解释这种异常的现象。尼尔森强调，低估人数的问题，是他们团队在研究这个基因时所独有的，这并非是英国生物样本库的普遍问题。他表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错误；他们本来可以检查，也应当进行检查，但他们却没有遗漏了这一步。
本月初发布的另一项研究，也质疑了原论文的结论。这项研究基于另一个基因组数据库，其中包括来自冰岛、芬兰的30万人数据；研究者同样没有发现证据，能够证明具有一对 Δ32 突变的人寿命会更短。目前，这篇论文还未经过同行评议，没有正式发表。对原先结论的颠覆，意味着我们可以对 CCR5 基因进行基因编辑了吗？当然不。里奇表示：“可以预期的是，CCR5 可能具有重要的功能，只是我们现在还不了解。
对它进行基因编辑，看起来是非常不明智的。”实际上，按照贺建奎的说法，这对双胞胎并没有携带真正的 CCR5-Δ32 突变。这对被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当中，一个婴儿 CCR5 的两个等位基因都被修改了，另一个婴儿 CCR5 基因中只有一个被修改了——这些改变，与 CCR5-Δ32 突变都不是完全吻合的。
因而，一些研究者也认为，这些基于人群针对 CCR5-Δ32 的研究，不太可能对双胞胎的状况提供深入的见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遗传学家盖坦·布尔吉奥（Gaétan Burgio）坦言道：“在我看来，论文撤稿以及之后这些对欧洲人群的研究，仍与 CRISPR 基因编辑婴儿无关。”尼尔森则希望，他团队的这个错误，不会阻碍其他人继续使用数据库，例如英国生物样本库等。
对人类生殖系基因这些能够传递给后代的 DNA 进行基因编辑会有什么后果——想要了解这些问题，数据库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