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5岁以上的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5岁以下的人口。和气候变化一样，人类的老龄化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关于这一事实可能带来的后果及其补救措施却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最近，两本视角截然不同的书均试图提出一些方法，以应对这场“灰色海啸”（grey tsunami）。
遗传学家David Sinclair和记者Matthew LaPlante合著的《寿命》（Lifespan）描绘了一个不太遥远的未来的愿景，届时活到120岁以上将是司空见惯的事。相比之下，医生Louise Aronson的《老年》（Elderhood）则聚焦于当前老年护理中时常令人困惑且有时非人道的景象。两本书均尝试探讨即将到来的人口变化所带来的复杂问题。
一些国家将不得不向身体更差、年龄更大的人口妥协，如美国已经将超过三分之一的医疗保健金用于65岁以上的人群。但两位作者的解决方案全然不同。对Sinclair和LaPlante而言，答案在于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衰老并充分利用它；对Aronson而言，则是重新评估和定位我们看待及对待年长者的方式。《寿命》十分有趣，节奏很快，在极短的时间内统观了最近的过去和不久的将来——90岁将会成为新的70岁。
在一系列标题趣味十足的章节（“发狂的钢琴家”“更好下咽的药丸”）中，Sinclair和LaPlante通过他们编织的精湛叙事阐述了我们是如何一步步到达这个关键拐点的。书中提及的历史人物包括16世纪提倡限制热量的威尼斯人Luigi Cornaro和20世纪“信息论之父”香农（Claude Shannon）。
通过从Sinclair本人对关键信号分子（如NAD+）和去乙酰化酶（能够改变酵母、某些蠕虫和小鼠寿命的蛋白质）的研究中得出的推论，两位作者详细介绍了我们如何可能改变人类衰老的轨迹。他们预测将会有特定药物出现，调节这些和其它与长寿通路相关的分子，或者破坏随年龄增长而累积并助长疾病的有害衰老细胞。
Sinclair和LaPlante声称其中一些药物可能已经存在；如广泛使用的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和免疫调节剂雷帕霉素的效果似乎在药剂层面模仿某些有益的行为策略——（分别）相当于多动和少吃。将衰老定义为疾病是两位作者提出的方法的核心。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用医学的眼光对待衰老，就像治疗心脏病或癌症一样，创新的疗法会更快出现。
这一观点反映了日益流行的“老年科学假设”，该假设认为针对衰老的基础生物学的疗法将有助于减缓或预防困扰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如2型糖尿病和失智症。基于自己数十年的研究经验，Sinclair的论点是，并不存在某条不可改变的生物学原则来限制我们能活多久，或者生命质量有多高。在政治、经济和环境各方面都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可能会变得分外重要。
如果将《寿命》形容成向着老龄化的未来活力四射地冲刺，《老年》便是当下心事重重的踱步。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Aronson一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担任老年病学专家。她文风细腻的书中融合了患者的小插曲（她仍然会上门诊断这一点令人称奇），照顾年迈父母的经验教训，以及她对自己衰老过程的见解。她笔下的许多故事揭示了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缺陷。
例如，读者会读到Neeta，一位身体虚弱、患有轻度痴呆且髋关节受伤的患者。术后，Neeta被转移至一家不尽如人意的护理院，她在那里变得焦躁不安，服镇静药，感染褥疮并迅速演变到临终关怀阶段。读者还会了解到Aronson自身的挫败感。有一回，急诊科异常忙碌，医生分身乏术，她不得不亲手为自己的父亲进行直肠检查，以证明他的确有内出血。与这些极具人情味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丰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视角。
在全书开头，Aronson叙述了自己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医生Guy Micco的相遇。Micco要求一个班的同学写下和“老”（“old”）相关的词：“虚弱”和“衰弱”等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长者”（“elder”）一词则引出了包括“尊重”、“经验”和“学问”在内的词语。对Aronson而言，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我们仍坚持用一种功利主义的、19世纪晚期的眼光去审视身体，将其视作机器。
从这样的工业视角来看，“老”便不再是生命体验的高点。它是一种功能的丧失，引申开来即是内在价值的丧失。Aronson将生活看作一出三幕戏：童年、成年和老年，后者又细分为年长、老、上年纪和高龄。每幕戏都建立在之前的一幕之上，且是必不可少的。Aronson指出，只强调老年阶段的日渐沧桑就像是在说青春是由痤疮定义的一样。事实上，老年的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自己，整体获得的生活满足感也更高。
在抗衰老这一点上，Aronson的观点与Sinclair和LaPlante的不一样；她不将其视作医学上的一种“治疗”衰老的方式，而将其视作与影响老年人的许多“歧视性看法和政策”作斗争。在她看来，“治疗”衰老的想法本身就是年龄歧视；在任何其他生命阶段都不会援引这一概念。实际上，Aronson眼中最为罪大恶极的可能是医疗系统本身。她认为这一系统让患者和医生双方都失望不已。
该系统对不同生命阶段中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差异缺乏洞察，且侧重于“疾病和器官而非人和生命”。例如，她指出，许多非处方药未做过老年人测试，增加了开药的风险。她倡导一种新的范式：一种重新平衡的行为，其中科技扮演一定角色，但重点在于护理。与现代医学由高科技和算法主导的高歌猛进不同，她关于真正“个性化医疗”的想法关照了患者过去的经历和当前的期望。这一综合且人性化的老年病学模型十分罕见。
我们只能希望相关做法能够迅速得到采纳。
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衰老是一种可以被科学消灭的疾病，还是被过度医学化所威胁的、人生自然而然的第三幕戏？毫无疑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与人们的经验和性情一样丰富多样。不过，从17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格言中，倒是不难获取一些智慧：“老年总是比我的年龄大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