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有专家建议鉴于国内好论文流失国外学术期刊问题严重，未来探索将论文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作为考核指标（无论是国内的中英文学术期刊）。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此次论坛大多数参会者是国内学术期刊的办刊人或编辑。近年来，在国外大型学术期刊集团的强势竞争下，国内学术期刊处于明显弱势的位置，心中由此埋下了不少积怨。此刻似乎扬眉吐气了一番。
每年中国大约发表30多万篇英文学术论文，其中约90%以上的论文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面对优秀科研论文的外流，与会的专家虽心怀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国内学术期刊小而散，影响力不够，连“自己人”也看不上。
此次论坛召开前，也就是9月19日，中国科协、教育部和科技部等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旨在打造来自中国的世界一流期刊，其资助力度之大史无前例。论坛上与会者热情高涨，似乎迈向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已指日可待。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还隔着数重大山。未来将会如何，仍充满未知以及不确定因素。
上世纪90年代左右，跨国出版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将中国视为“最后可以分享的蛋糕”。这些出版集团旗下拥有的学术期刊基本上也是在这一时间、以座上宾的身份来到国内。彼时，国内学者发在顶尖期刊上（以CNS为代表的高水平期刊）论文的几率几乎为零。
20多年过去了，随着中国持续不断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情况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且每年以10%以上的增幅快速增长，仅在2018年一年，中国发在顶尖学术期刊的论文就超过了100篇，成为贡献高水平论文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当年被请到国内的著名学术期刊和出版集团如今变成了“狼”，它们是国内学术论文发表市场的超级玩家，在这一广阔的市场里纵横捭阖，留给中国本土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
事实上，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困境很早就被国内专家指出来。15年前。也就是在2004年的首届期刊发展论坛上，就有专家指出学术期刊的“集约化管理”和“集团化经营”是未来发展之路。“人民网”的一篇文章记载当时的建议，“我国科技期刊亟待走出体制束缚的制约，集中优势兵力，走国际化道路，实现科技期刊新的辉煌”。
然而15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停滞在不停地反思中国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上，而鲜有改革的行动。
目前，中国大约拥有5000本学术期刊，其中大多数为中文期刊，英文学术期刊大约有300余种，入选SCI的期刊仅约200种，而全球大约有9000种SCI期刊，只占2%。而每年中国学者为全球贡献约20%的学术论文。
事实上，中国的学术期刊不仅规模小，还很分散。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出版集群有浙江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但同跨国出版集团相比，这三家出版社的学术期刊集群和规模仍旧很小，国内这几家大的学术出版社最多也只有10到20余本的学术期刊。
相比中国的英文期刊，中文期刊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当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学术期刊，也没有大的期刊出版机构，国内一些单位主动来办一些中文期刊，满足了学术交流的需求，这也是当时分散办刊的客观情况”。中国激光杂志社总编辑王晓峰对笔者表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期刊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转变。
国内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也有限。根据2018年的一篇论文统计，中国学术期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7本增长至2013年的8000多本，在数量上已十分可观，然而85%的期刊平均影响因子都在1以下。
虽然近几年中国出现了数本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但它们基本是“借船出海”的产物，如National Science Review同牛津大学出版集团合作，Cell Research和Nano Research同Springer Nature进行合作，而且它们的规模都相当小。如果没有这些“大船”，其影响力将会如何？很难判断。
这种模式赢得了国内众多英文期刊的欢迎，目前约有75%的国内英文科技期刊都是采用“借船出海”的策略，通过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合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这种合作中，跨国出版集团向中国学术期刊索要价格不菲的“船票费”，即合作费用，甚至有不少跨国出版集团以此来作为营收的增长点。
为何中国要矢志不渝地创建一流的学术发表平台？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它们并非单纯的学术平台，而是“掌握学术创新的发言权”关键所在。
虽然近几年国内学术期刊有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其国际学术话语权仍旧可以忽略不计。
如今，情况可能会有所转机。
从2018年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到最近的由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和科技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国内相关部门着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的决心。
“我觉得这几年变化非常大，从学术群体到相关管理部门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也进行了一些调研和投入，特别是针对英文期刊方面。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明显加速了中国英文期刊的发展，催生了一批高水平英文期刊，同时原有的很多期刊也通过一些项目资助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王晓峰表示。
而卓越行动方案资助的力度更大，该方案“旨在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支持体系，聚焦优先领域”，打造国内一流的学术期刊。方案设计了7个子项目，共涉及约近300个项目，以5年为周期进行滚动资助，每个项目每年资助力度从50万至600万不等。
除了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大力扶持国内的学术期刊，部分地区也出台政策大力资助学术期刊的发展，如上海出台“高校学术期刊支持计划”，促进不同类型高校学术期刊分类发展，全面提升上海高校学术期刊整体水平。
目前，国内少数几个出版机构已经初步建成了自已的英文出版平台，如王晓峰所在的机构——中国激光杂志社，最近建成了CLP Publishing，该平台集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英文光学期刊，向国际化跨出了一步。
2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迎来一波浪潮，中国也在这一领域集聚了大量人才。如果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新型的论文发表平台，将会有助于期刊的影响力和用户体验。除此之外，国内也有不少拥有国际视野和出版理念的人才。
总之，此次卓越行动方案的推出，对国内学术期刊将是一次历史发展的良机。
不过有业内专家对这一做法表示质疑。“在全球，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学术期刊有如此之大的国家投入。”一位来自跨国出版服务集团高管表示。
目前，这个领域的几家超级玩家都是长期在市场的刀光剑影中逐渐壮大起来，走向世界，来到中国。是利用重金扶持国内学术期刊，还是取消对学术出版监管的束缚，放开市场，自由竞争，更行之有效？很多从业者心中已有答案。
中国学术出版领域的现状是，一边是雄心勃勃的计划，一边是令人棘手的现实问题，如编制、待遇以及人才流失等问题。
在此次论坛上，国内一著名高校校长表示，将进一步缩减学校学报的编制。在他看来，一个人就足以胜任整个学校学报日常的编辑工作。国内不少学报经常被主管部门踢来踢去，它们是一个被边缘化的部门。
“就我了解，国内很多期刊是孤军奋战，甚至一个单位的几本期刊，大家也是各干各的，如果体制和机制没有改变的话，十年以后可能还是这样。”王晓峰表示，“事实是，同类期刊联合实现集群化办刊，或期刊跨学科成立高水平期刊联盟，也将有助于中国科技期刊的快速发展”。
另外，国内期刊杂志编辑的薪水普遍比较低。他们虽然抱有理想和信念，但在现实中往往是单兵作战，孤立无援，空有一腔热情。如果是在跨国学术出版集团工作，不仅拥有更好的待遇、工作环境、发展空间，还可以通过不同的部门协作，学习到更多的行业知识和国际经验，这也造成了国内学术期刊留不住优秀的人才。
由此可见，国内要想在学术出版领域迎来突破，可能不仅仅是需要庞大的经费刺激，同时还需要打破固有体制，做出变革。
数年前，国内新药研究还是一个各方不敢轻易触碰的领域。最近几年，国家药监局及相关部门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淘汰落后企业，融入国际竞争，引入世界标准，创新药的研发环境基本建成。中国新药研发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创业人才和创新企业。国内学术期刊若能做出魄力的改革，或许才有可期的未来。
最近，笔者同国内一位创业型公司的出版同仁齐侃（化名）聊天，他从事学术出版有10余年，对国内学术出版现状充满悲观态度。在他看来，仅从学术出版理念来看，国内就与欧洲、美国的同行相去甚远，更不用说项目的落地，如开放获取、预印本、论文发表后评论等学术交流方式，国内都是在效仿国外的做法。
2018年，齐侃代理了一家国外不知名、但出版理念前卫的平台。由于影响力有限，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内学者在该平台投稿的数量只有个位数，但他没有放弃，抓住每一个机会让投稿者更好地了解该平台。
在笔者看来，它们的力量虽然微小，鲜有获得来自官方项目的支持，但它凭借自己的市场运作、时刻关注科学家的需求，也许未来会是国内学术出版的星星之火。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像齐侃这样在国内学术出版领域耕耘的年轻人并非少数，很多人在跨国出版集团经过长年的工作和训练，已有相当的国际视野，如果有适当的土壤和空间予以施展，未来发展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