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唯一驯化的猫科动物——家猫，不仅仅生活在人类家庭中，也大量生活在无人管辖的城市和野外。在我们养猫、吸猫、云养猫的同时，一场针对野外“家猫”的战争，正在悄悄拉开序幕。家猫一旦逃到野外，则会展现其捕食者的本能。没有什么动物比家猫的风评更两极分化了。作为伴侣动物，家猫几乎是21世纪人类的精神寄托；但它们一旦逃离到野外，捕食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破坏，令环境保护主义者深恶痛绝。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场关于家猫危害的辩论愈演愈烈，遍布各个公共领域和媒介。作为生命保护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保育生物学》近期刊登了一篇名为《对猫的道德恐慌》的文章，为这场辩论再次添柴加火。这篇文章主要作者是克拉克大学的伦理学家比尔·林恩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人类学家芭芭拉·金。文章指出，那些对野猫问题持温和态度的人受到了持黑白二元论人群不公正的诽谤与中伤。
野猫问题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而存在着大量的中间灰色地带。研究者指出：“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野猫对生态多样性和公共健康安全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应该不惜一切手段将野猫消除。这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进一步声称，那些质疑他们论断的人，都是不相信科学的。然而，尽管我们也有保护生态多样性和野生自然环境的信念，我们依然认为那些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建议是错误的，并且这些建议激化了对猫的道德恐慌。”
家猫回归野外后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类动物。源自《对猫宣战》，其作者彼得·玛拉是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鸟类保护主义者。在2013年，玛拉携手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生态学家斯科特·洛斯梳理了大量对野猫捕食行为的研究，严密地估算出：在美国大陆，每年大约有13-40亿只鸟类和63-223亿只哺乳类被野猫捕食杀害。
一些野猫保护组织，例如最著名的“野猫同盟”，批评了得出这些估算的研究方法。而去年，玛拉和洛斯在《生物入侵》杂志上对这些批评进行了逐一反驳，又进一步在《保育生物学》上发表了《野猫争议中的怀疑捏造》一文。在该文中，玛拉和洛斯认为“那些试图怀疑野猫对生态影响的行为，已经入侵到了保育科学的研究中。这些野猫拥护者歪曲事实的本领，显然是向香烟拥护者和气候变化反对者学习的。”
在林恩和金以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中，他们承认野猫的确会损害生态多样性，并且，野猫拥护者们的论调，不能掩盖野猫在特定场合下造成危害的可能性。然而，林恩和金坚持认为指责野猫拥护者不相信科学是言过其实的，且这种极端的指责很容易抹杀合理的讨论。
玛拉和洛斯认为野猫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迫在眉睫。例如，野猫可能会传播弓形虫病和狂犬病。然而，这种危险可能是过分夸大的。按照这种标准，许多其他的物种也具有相当的威胁。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主张通过消灭野猫以保护的其他物种，本身也可能携带类似的病原体。
林恩和金的团队认为野猫对环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栖息地和生态环境，猫类捕食行为对不同大小环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另外，如果广泛推行并严格执行野猫拥护者倾向接受的“捕捉-阉割-放归”计划，也可能逐渐减少野猫对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这些“不惜一切手段消除野猫”的“灭霸”计划也并非完全有效。它们并不能降低野猫的数量或者达到目标效果。即使那些对杀害野猫毫不心慈手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有时也会意识到这种剔除手段只是治标不治本：它阻碍了人们去处理那些更加迫切的问题。正如，在生态问题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推出的捕杀200万只野猫的计划就备受争议。
灭绝计划还带来了灭猫的伦理困境。金和林恩以及一些其他新研究的作者被共同称为“同情保护主义者”。他们认为杀害动物以保护环境要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要么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下下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野猫应该被视为生态环境中合法的成员。并非每个人都接受这些观点。但当一些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公共媒体得意地上传死猫照片、被毒害的猫残喘数小时的视频时，公共舆论实际上可能反弹，对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支持也会削弱。
韦恩·林克莱特是一位来自新西兰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生态学家，他认为需要建立“猫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之间的联系。玛拉和洛斯也同样呼吁更多具有包容性的讨论。金和林恩的团队也是如此，他们呼吁每个人在考虑野猫问题时，不要把它看做人类与野猫的斗争。这样，爱猫人士与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许能够找到谈话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