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最近，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隆重表彰了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授予他们“共和国勋章”。在此，我们追踪记录了其中11位科技人才的功勋事迹，可敬可爱之生活点滴等。于敏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是唯一没有留学背景的人。
然而，就是这位国产土专家，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作为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射线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孙家栋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社会主义建设困难时期，中国领导人下决心一定要搞“两弹一星”。孙家栋先是仿制苏式导弹。然而，仿制进入关键阶段，苏联却撤走了全部专家和关键技术资料。我们真的“被逼上了梁山”。仿制结束，自制开始。孙家栋被委任为中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两年后，1964年7月9日和11日，中国连续成功发射两枚“东方红二号”自制导弹，并且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先后成功研发出“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与此同时，袁隆平提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
2017年9月，袁隆平宣布一项剔除水稻中重金属镉的新成果，为中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黄旭华作为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多次海上试验任务的工程总设计师、副指挥，黄旭华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屠呦呦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叶培建曾任“嫦娥”系列各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嫦娥三号”首席科学家；作为第一代传输型侦察卫星系列总设计师兼总指挥，为第一代长寿命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的研制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并任太阳同步轨道平台首席专家。
李保国既不是院士，也没有承担重大国防科研项目。没有上天入海，也没有挽救数亿苍生的轰轰烈烈。他的工作平常，但他的信念却如名字一样响亮：在平凡的岗位上、在贫瘠艰苦的地区兢兢业业，同样保家卫国。吴文俊引发了“拓扑地震”，他证明了公式W=SqV（后来的“吴公式”)，并且解决了数学界最棘手的难题——证明4k维球无近复结构。当时欧洲的数学大师都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做出的成绩。
他就是吴文俊，考上中法交换生后，仅用两年时间便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南仁东没有南仁东，很难想象“天眼”会这么快伫立于世。1993年,日本东京召开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科学家提出要建设下一代射电望远镜,为10年、20年后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打基础。国际上提出要建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则和几位同仁一起提议，可根据我国国情建造我们自己的大望远镜。“咱们也建一个吧。
”从这么一句话开始，南仁东把自己与“天眼”牢牢绑在了一起。顾方舟在防治脊髓灰质炎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之一，是科学决断、选择适合国情的活疫苗技术路线。1959年3月，卫生部派顾方舟等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当时，美国和苏联均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死疫苗安全、低效、昂贵，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仍有疑问。
顾方舟立刻向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并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根据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经济基础，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军人。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加入到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从此，他告别了自己平静的学府生活。
如同所有消失的“两弹元勋”科学家一样，将自己的生命投身于西北荒无人迹的荒漠上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