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回国的路途有多长？也许每个人心里有不同的答案。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这篇文章涉及的人物，如赵忠尧、钱学森、罗沛霖等，大多已不在人世。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国，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国。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动荡，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之后依然发挥余热，至死方休。他们对新中国科技的贡献巨大。
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前三批学部委员共473人，四十年代留美、五六十年代回国的有108人，占23%。1999年，获得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除了从没出过国的于敏，50年代留苏的孙家栋、周光召外，大多是三四十年代出国，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国。迄今为止31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符合这一背景的也达到了三分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出国的超过5000人中，1950年代上半段约有2000人归国，如果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一数字还会更多。当然，这不是一篇完整的历史记录，本文只是当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习和工作的三个人的回国故事。那个时候，空中的航道关闭，回国大多须乘坐渡轮。
以1950年9月19日抵达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为例，在190多人中，虽然日后有12人成为了院士，但多数人都寂寂无名，尚不知道有多少资料留存在世。但他们值得被铭记，他们可能是你我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悲伤和苦痛，你我很难想象。没有他们，就没有今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