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Hopcroft，拥有计算机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图灵奖的获得者，他明明拿到了名牌大学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却因一个电话自此踏入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由此改变了一生。1986年由于在算法及数据结构设计和分析方面的基础性成就，John Hopcroft获得了图灵奖。
在此之后，John不仅将精力放在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上，还将更重要的精力放在了教育上，他希望科学的乐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体会到，从而改变沉疴的教育体制，实现创造性思维。
上周五，学术大牛John Hopcroft再次做客清华，带来了一场题为《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的学术报告。讲真，现场绝对是座无虚席、人气爆棚！接下来，本文就为你梳理John Hopcroft教授的演讲内容。John Hopcroft认为，信息革命之后，人才将成为强国的驱动力。中国需要发展世界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成为世界强国所必需的人才。
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那些投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实体将获得巨大利润，但最重要的投资是改善人才库。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本科院校的教育水平。世界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信息革命。John Hopcroft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变革，将改变人类的工作性质和生活方式，它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农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各国需要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为未来做好准备。
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
约一百万年前，智人出现，他们是人类的先祖。至此，你会发现，之后变革发生的时间点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提前。在农业革命之前，人类有长达250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农业革命时代，开始群居耕作，部落开始产生，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几千年后，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开始进行自动化生产。农业工人开始在制造业找到新工作，而新工作的数量也足以让所有人都有工作。
在美国，过去97%的人口从事农业，而今天只有3%，但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出口国家。
回望历史，John Hopcroft指出，人类从最初的聚居、捕猎、采集到农业革命历时数千年，工业革命则浩浩荡荡进行了数百年，而眼下新一轮的信息革命来势则更加凶猛。或许下一场革命只需要再过40年，之后，也许每隔几年就会有一场新的革命。三百年多年来，制造业不断进步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仅限于体力劳动范畴。
如今，人们正致力于使一切智能化，这将会导致大量职业的消失。比如，在就业层面，五十多年前，还有电梯操作员，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电梯内部的楼层控制装置，而一旦人们有了简易的控制按钮，这种工作就消失了。在美国，目前有350万个卡车司机，还有550万人负责装卸这些卡车，未来他们都将可能会因自动驾驶而失去工作。
人们需要认识到，信息革命时代，今后只需要一小部分人工作就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虽然，新的就业机会不断产生，但可能只需要25%的劳动力就能够生产出人们所需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一个人甚至可以每周只工作20小时，45岁就可以退休。更多的工作可能需要大学教育，这将使劳动力的规模再减少10%。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John Hopcroft认为，关键是这还需要多久，大概有多少比例的人类还需要工作？如果人们45岁就退休了，他们会怎么办？
社会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生存？如果退休人口超过社会人口的一半，如何能为他们找到有意义的角色？事实上，人们并不希望有一半的人口将无所事事，这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而这些问题都需要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类去思考。
更为重要的是未来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多元文化教育显得至关重要；财富分配需要更平均，因此需要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工智能将是这场革命的驱动力。世界正在快速变化。
未来的工作将需要比现在更为先进的教育。John Hopcroft提到，在工业革命前，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正规教育，人们从农业劳动中学习前辈的经验教训。但在工业革命后，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高中或大学教育显得十分有必要。信息革命将促使各国创造出更强大的教育。在工业革命时代，材料和能源是强国的动力。信息革命之后，人才将是强国的驱动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需要发展世界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成为世界强国所必需的人才。
如何证明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如何提高科学水平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如何确保每个人都有收入？如何确保财富的合理分配？如何让人们参与有意义的活动？John Hopcroft指出，人工智能将会是这场革命的驱动力。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机器学习是信息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间，计算机还只能实现有监督的学习，而如今计算机可以实现无监督学习。同时，多年来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医学诊断、私人助理、机器学习等开始快速发展，一切都将会实现自动化。
中国的大学教育需要改革。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John Hopcroft指出，那些投资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实体将获得巨大利润，但最重要的投资是改善人才库。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本科院校的教育水平。20年前，家长们认为孩子需要接受大学教育才能获得更良好的教育，因此大学生人数增加了100多万。据John Hopcroft了解，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新建50所大学，教师人数从30万人增加到100万，有70多万教职工。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政府机构，教职工都是政府雇员。大学校长的任期一般为五年，最多可连任两届，然后他们将被安排一份新工作。
他们想要不断提升自己，因此通过提高大学的国际排名来显示自己取得了更好的政绩。而大学的国际排名取决于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但却没有为优秀教学而设置的奖励。
John Hopcroft坦言，他曾是如何改善中国教育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一工作的重点是如何改变大学校长对他们工作的评价方式，不论是从研究经费、论文数量，还是他们对本科教育的评价方面。
John Hopcroft告诉大家，他们曾与9所大学合作推进大学评价机制的改革。这一项目从C9高校开始推进，通过10家公司出资500万美元用于评估顶尖大学的本科教育情况，并颁发1万美元的教学奖。教学奖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评价校长的机制，下一步他们计划更改评估标准。今年他们还将对中国排名前40的大学进行评估，他们聘请了45名教员旁听大学课堂，并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估。
除了推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校长们传达新的信息：本科教育需要改进。John Hopcroft透露，下一步他们还将与中国国家人力资源委员会会面，同他们探讨如何改变对顶尖大学校长的评价方式，并且还将与39个省的人力资源部门合作，改善中国其余1500所大学的教学情况。
中美大学教育的区别在于对基础研究重视。John Hopcroft介绍，美国大学的使命主要是培养下一代人才。
在中国，大学的使命似乎有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下一代人才；二是帮助政府和企业进行应用研究。但美国的大学并不会从事应用研究。John Hopcroft提到，一些人认为，应用研究取决于基础研究水平，这不完全对。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区别并不取决于研究的基础性，而是取决于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应用研究，是基于国家需求进行的；基础研究，则受到人类的求知欲驱动。
当人们专注于应用研究，就会关注于特定问题，循序渐进地取得成果。而基础研究则完全是出于求知欲，取得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做基础研究的人会探索各种各样的方向，有的方向可以孕育全新的产业，造就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美国就是在重视基础研究之后，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美国，政府的实验室负责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则由大学负责。但中国似乎非常专注于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基础理论研究。
John Hopcroft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美国有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政府或企业有应用研究方面的需求，他们只需雇佣合适的个人。而目前中国还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研究人员来满足国家的需要，因此大学需要帮助开展应用研究。然而事实是，除非大学把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这两个目的分开，否则他们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为孩子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那么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John Hopcroft认为，要为所有孩子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孩子来说，生命中的头两年将会对他未来的成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过去的25年中，人们对大脑是如何发育以及稳定的环境对儿童早期发育的重要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表明，当一个孩子刚出生时，神经元就是存在的，但它的连接并不稳定。在最初的两年里，孩子学会如何学习，这将影响他（她）的一生。
同时，在头两年为儿童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将对其25年后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更少的精神问题，更低的犯罪概率，更高的教育水平与获得更高的薪水等等。John Hopcroft提出，我们需要为所有的孩子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美国国家科学院降低儿童贫困的路线图来看，鉴于儿童贫困给美国带来的诸多代价，美国国家研究院（national academies）的一份新报告提供了相关的系列政策和方案，这些政策和方案可以将儿童贫困率降低50%，并增加低收入家庭成年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