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大学要建成一所新型大学，其“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自2017年4月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关于在雄安新区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一直持续不断。
2017年4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建议雄安新区可以筹建一所甚至多所高水平的大学；2018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高志立建议教育部将雄安大学列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同时面向世界招聘校长、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2018年4月正式发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要以新机制、新模式，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雄安大学。
不久前，关于雄安大学的建设终于有了新进展：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强调要扎实推进雄安大学筹建工作，突出城校一体特色、学科专业特色、改革创新特色，建立教师队伍、学科平台、科研成果共建共享机制，以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凝聚一流的人才，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新型大学。随后，有消息称，雄安大学将由北京大学牵头筹建。
无论从国家的重视程度还是从社会的期待来看，未来的雄安大学都将建设成为一所在国内外具有相当竞争力的顶尖名校。
但新型的雄安大学究竟“新”在哪里？我国该如何建设雄安大学？要将其建设成理想中的模样，当前又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教育学者，希望能为呼之欲出的雄安大学画一幅理想中的图像。建设雄安大学需博采众长。雄安大学首先“新”在它所在的地理位置——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雄安大学所承载的使命与雄安新区所承载的使命高度关联。第二个“新”，是新时代。雄安大学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创建的大学。第三个“新”，是新的历史方位。当今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国关系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第四个“新”，是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奔涌而来，科技革命、产业变革风生水起，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生物医药等高科技、深科技、硬科技和黑科技大行其道，深刻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深远影响教育方式、学习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等。最后一个“新”，是对雄安大学的新期待。大家对雄安新区有极高的期待。
在这么多“新”背景下建设的雄安大学，必须博采众长，方能不辱使命，不负众望，成为集大成者，这也就注定没有现成的模板可复制。
不过，雄安大学可以古今中外多所优秀大学作参照。从近代最早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到后来的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洪堡大学、柏林大学，再到中国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是非常好的参考。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因为它用非常短的时间就建成了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并已跨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面向未来的雄安大学，还应多研究一些深具改革和创新精神的特色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密涅瓦大学和奇点大学。以斯坦福大学为例，与哈佛、剑桥、牛津、耶鲁等大学相比，其建校时间要短得多，但它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顶尖的一流大学。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共生共荣自不必说，前几年它又提出开环大学计划（Open Loop University）这一新的办学理念。在雄安大学建设过程中，这些学校都是可以充分学习借鉴、参考参照的样本大学。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
一所好大学首先要有好的老师，要有好的老师，就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先进的制度来吸引最优秀的校长、最优秀的老师，再由他们展现先进的办学理念。同时要有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持，并配以完备的软硬件设施，由此，方能建成一流大学。
雄安大学想要一步到位，建设新机制、新模式高水平大学，要在雄安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雄安新区要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从它的定位来看，将要发展成为京津冀高科技创新型产业高地。参照国际上的经验，在新区发展高科技创新型产业需要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支持，换言之，它需要一所一流大学。雄安大学不能按常规建设。在我看来，它应该建成一所“联邦制”大学，实行“1+N”模式。
它的核心是一个高水平的文理学院，再对接高科技产业建设若干个专业学院。类似哈佛大学的组织生长模式，先建哈佛学院，再扩展出若干个专业学院。校本部应重点建设文理学院，其作用是为各专业学院提供文理基础知识和通识教育。文理学院除了办好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还要办好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建设一支属于自己的一流师资队伍，在文理基础学科比较强的一流大学引进学科带头人，在海内外招聘高水平师资。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重交叉原则，建设一流水准的硕士点、博士点。邀请国内外某些学科特别强的高水平大学，根据雄安的产业布局，建设高水平专业学院。比如，北京大学在医学与生命科学上排名前列，可以帮助雄安大学建医学院或医学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在经济学上有优势，可以帮助雄安大学建设商学院。并且从兴办之初，高水平大学就把本科至博士后流动站带到雄安大学。这样的模式能帮助雄安大学快速成为一流大学。
目前，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明确由谁来主导雄安大学办学，是办成教育部直属高校，还是河北省的省属大学？日前，有新闻传出由北大牵头筹建雄安大学，可能是依靠北大的智力资源做顶层设计，帮助雄安大学建设委员会选择发展战略和建校方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导、牵头。如果想要办成高水平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调配资源，大概率要办成部属大学，由教育部主导建设，发相关文件要求教育部直属大学进行对口支援。
从资源调配的力度上来看，办一所省属大学是力所不及的。体制机制的问题，还是由谁主导、谁投入的问题。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经费投入，没有一流经费不可能快速建成一流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依靠的正是一流的经费。虽然都是政府投入，但是国家和地方的投入，还是差别非常大的。大学制度的创新也是一大难点。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的首任校长。
其他大学的转型可以模仿，而雄安大学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仿效，需要自主探索。这就需要顶层设计者有很高的站位、开阔的视野。建校之初的顶层设计者从哪里聘请至关重要，因为创校人决定了一所大学的文化、品味，并且创校之初奠定的大学文化将会长久地影响这所大学的发展。
建设雄安大学是一种战略性考虑。目前，雄安大学由北京大学牵头筹建，对接各部属高校形成筹建工作方案。
这种模式在起步阶段由于有多所部属高校的支持，对部属高校来说可能压力和任务并不是很重，对于雄安大学来说也可能更加顺利。由部属高校筹建新高校的模式曾经在过去的办学中使用过。比如烟台大学、青岛大学、深圳大学等。这些高校办成之后与其当初筹建时的设想并不十分吻合。虽然在筹建和起步阶段，雄安大学可以借助部属高校的力量，但不能过多依赖这些高校，或是用某个或某些高校的办学自主办学模式来办学。
比如，如果以北京大学为基础来办基础教育的师资培养，这本身就可能是一个策略性失误。其相关学科既缺乏经验，也缺乏必要力量。现在雄安大学应该怎么办？效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是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可以说是自主办学的新模式和新机制的尝试。南方科技大学由政府主办，但政府给予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很大，西湖大学由基金会主办，政府强力支持而不干预。
雄安大学要想实现更大的创新，就要设立一种自主基础上的办学模式。对院系和学科的布局不能完全体现雄安大学应该体现的“新”。院系设置、学科创建，这都不是太难的事情。我们的大学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治理结构，治理结构创新还是要强调自主办学、科学治理。新的办学模式、办学机制和学校治理结构，这才是雄安大学求“新”的关键所在。
雄安大学作为公立大学，政府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如果把它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配套措施，就可以赋予它一些特殊的权利，或者说把它作为“教育特区”来建设。比如在雄安大学的具体筹建过程中，可以组建一个跨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的“建校筹备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学校筹办相关事宜，然后过渡到由学校理事会来办学，充分保障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利。雄安大学建设须依据三重逻辑：雄安新区发展的逻辑、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和中央殷切期待的逻辑。
透彻地理解和实践这三重逻辑，雄安大学才能拔地而起，才能异军突起，才能不负众望。雄安大学的建设不应是新区的点缀，需要研究的是知识创新机构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关系，研究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失败教训。如何与雄安新区互动并健康发展，是雄安大学谋划和设计的第一逻辑。其次，雄安大学从孕育的基因、发展的速度到人才积聚的规律都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内在的规律。
遵循规律，事业发展才能顺利，违背规律，就会走弯路，可能有违初衷，甚至适得其反。其三，要体会和把握中央对雄安大学的要求。雄安大学要成为新区腾飞的助推器，成为中国大学成功经验的新模式，成为影响国际高教同行的新试点。此外，雄安大学无论怎样发展都要遵守效率原则。其中，速度和水平是最关键的核心。就速度而言，新加坡建设南洋理工大学和香港建设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均可借鉴，但雄安大学建设的模式还应有自己的特色。
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雄安大学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没有探索之艰辛，品尝不了成功的甜。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雄安新区发展初期经济嫩弱，这决定了雄安大学建设离不开党的政策支持。尽管自力更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雄安大学只有获得了发展的加速度，才能具有良好的发展惯性，保证其发展速度和质量。党和国家的支持有两种模式，一是人才引进，中央可以用特殊政策制订雄安大学人才引进特别支持计划。何谓特别呢？
大学出标准，中央提供特别资金以引进人才。如此，三五年内即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进而快速建成一所高水平大学。第二种则可借鉴历史经验，通过“众筹”的方式建设雄安大学的师资队伍。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建立就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从其它大学紧急抽调大批教师而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还通过聘请苏联专家而实现了本国教师与外国专家有机互补的团队组建。
“众筹”模式更能保证教师队伍建设的速度，而且，“众筹”也可以成为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经验之一。一所大学能否满足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答案是否定的。新区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很高且是多元化的。这就如同硅谷既需要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加州州立大学圣荷西分校等高校的原因。据统计，圣荷西毕业生在硅谷就业的人数超过了斯坦福大学与伯克利大学人数之和。雄安也应如此。
在建设研究型雄安大学的同时，需要建设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机构。因此，除一所研究型大学外，还需要建设两到三所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机构，在人才的层次和类型上满足多样化需求。即便是研究型大学也可以开设两所，一所以理工见长，一所以文理见长。两所大学以创造相互竞争的态势出现，大学间的竞争有利于可持续的发展。
综上所述，雄安高等教育建设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研究型与应用型相结合、文理与理工相结合、服务地方与服务中央相结合，即两所研究型大学、三所应用技术型大学和一所“一带一路”学院。其中，“一带一路”学院可以提供长期和短期的国外政府与行业领导来华进修的学习机会，这样，不仅可以让外国友人领略我国改革发展的最前沿，也让他们把雄安当作学习、借鉴和解剖的鲜活对象。
这是讲政治、讲大局的具体体现，也是雄安服务国家需求的具体行动！
将建设于雄安新区的雄安大学备受关注，我们希望它办成一所符合大众期盼和理想的大学，这意味着雄安大学在国内外很难找到一所模板院校，它不能够完全照搬其他高校的建设方式。在近期河北省委常委召开的会议上也明确，雄安大学将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新型大学。那么，究竟什么是新型大学呢？这个“新”字又该包含哪些内容呢？
关于什么样的大学才是新型大学，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这里所指的“不同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已经在大学工作多年的人，他们对大学有定型的认识。第二类是没有在大学工作过，但是对大学教育有需求的人。第三类，是既不在大学工作，又无大学教育需求的人。当下，因为建设雄安大学是一个政府行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观照到政府对于新型大学的理解和需求。
基于上述几种类型人群对于“新”的理解的不同，接下来雄安大学究竟该怎样建，可能面临不同的期盼和想法。但是在我看来，“新”不该是一个漫无边际、泛化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主观想象的概念，新型大学也不该是一座空中楼阁，它必须符合大学规律、规则，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同时满足社会发展对大学的新需求。新型大学建设中应该更多地让在大学中生活工作，或者有在大学工作生活经历的人来参与构想、建设。
当下建立新型大学，除了上述需要注意的问题外，仍存在其他阻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第一是思想观念上的阻碍。如今，我们还缺少对学术规则、内涵、规律的尊重。很多人仅仅把大学当作工具，对学术本身内在的逻辑、自主性、必须遵循的规则等，视若无物。第二个障碍在大学制度建设上。
大学的制度建设更为复杂，不能简单依据行政制度设计大学制度，这样建立起来的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行政机构，而不是一个能够真正履行职责、实现功能的新型大学。第三个障碍，我认为主要是在学人身上，即大学中有多少人真正以学人的身份、人格对待大学、对待学校内部的教学研究和学校的运行机制。如果一所大学内的人不具备学人人格，还是以世俗规则，或者行政人员身份来建设、参与学校生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建设一所真正的大学。
如果在上述三个方面没有相应的条件准备，我们就很难建成一所好大学。而要想破除这些障碍，须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要真正确立整个社会对真理的探索、对人以及学人的尊重。做学术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要确保学人的尊严和自主，让其自由、自主地去探究自然规律、探究真理，坚守他们觉得应该坚守的规则和准则，在此基础上来开展学术活动。其次，在制度方面，我们需要真正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
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我们在不断建设、完善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各高校也建立了相应章程。但是，很多学校的章程只是贴在墙上的章程，没有真正落实、发挥实际效果，也没能取得我们期望的成果。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没有现代大学制度的支撑，我们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新型大学。第三，建立起对“士”尊重的观念。
自古以来，中国对学人的认知不到位，从“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强”的谚语中就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提“无士”会怎样；当一个社会没有做学问的人，或者学术元素过少的时候，社会将是什么样？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需要尊重“士”，需要“士”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新型大学也需要建立在对“士”的人格基础上。
因此，社会观念应尽快更新，进入新阶段，让更多的人尊重“士”，拥有学人的人格，这才有基础建立新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