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美国哈佛教授、经济学家上吊自杀。据《纽约时报》报道，他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未获奖后，他越来越沮丧并自我怀疑。无独有偶，今年3月普林斯顿大学一位经济学家自杀，也有人认为他以后应该获诺奖。没人能够断定这些自杀者的动机。今日《知识分子》的文章介绍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以及部分人对诺奖评审的意见。
8月27日，77岁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马丁·威茨曼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家附近上吊后身亡。威茨曼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夺奖热门之一，在环境经济学、特别是气候变化和灾难经济学领域颇具建树。然而，2018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前者长期与威茨曼在同一领域并驾齐驱，其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的宏观经济分析”。
在得知获奖当天，诺德豪斯对共享荣誉的竟然不是威茨曼或者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惊讶。“马丁·威茨曼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人，”诺德豪斯在他就职的耶鲁大学的一场活动中评价道。据《纽约时报》报道，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后，威茨曼变得沮丧并开始自我怀疑，甚至罕见地，同行在他已完结的论文草稿中发现了错误。他去世后，人们发现威茨曼留下的字条，说自己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正在衰退。
威茨曼已经是今年第二位自杀的经济学家了。3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克鲁格结束了他58岁年轻的生命。克鲁格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期间都担任过经济顾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凯特琳·兰佩尔在克鲁格去世后撰文道，如果自杀没有发生，他或许能凭借在最低薪酬、教育与收入等领域的研究赢得诺奖。但尚未有任何公开迹象表明克鲁格的死与诺奖有关。
成立一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在大众眼里代表着人类智识的最高荣誉，但也因偏见和不公争议不断。任何关注科研和学术的人都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遗憾”名单。人性使然，就像奥斯卡开奖前故作轻松的演员一样，科学家也是渴望被大众认可的普通人。问道真理的路上，荣誉究竟是一座灯塔，还是一座围城呢？
2018年10月11日，200多人齐聚哈佛肯尼迪学院参加威茨曼的退休仪式，共同致敬他的学术贡献。三天前刚刚获得诺奖的诺德豪斯也来到现场，并发表主题演讲。诺德豪斯说，威茨曼“改变了我们理解经济学和环境的方式”。
威茨曼最早在1974年凭借论文《价格与数量》声名鹊起。这篇文章对碳排放交易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至今是环境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这篇论文的初衷是针对苏联计划经济管理，威茨曼想设计一套方法决定何时控制价格，何时控制数量。但论文未能发表。他旋即接受一位审稿人的建议，将撰文方向改为污染治理，即政府何时控制价格——征收污染税，何时控制数量——规定减排量。
在威茨曼之前，学界普遍认为征收污染税和规定减排量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威茨曼认为，环境领域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数太多，当减排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呈现不同相关性时，应该采取不同政策。在威茨曼的基础上，环境治理发展出了现在很多国家正在实行的“总量控制和交易”模式，即政府规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企业可在市场上交易排放额。
威茨曼还通过经济学唤醒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警觉。
2009年，他与以前的学生赫尔诺特·瓦格纳合著的新书《气候冲击》发表。书中强调，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具备不确定性，地球升温2度还是10度的可能性并非取中值，而是“肥尾”，即全球变暖的程度以及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能比人类预想的严重得多。这些理论也影响了2015年《巴黎协议》的制定，195个签署国承诺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的2摄氏度以内，并继续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在退休仪式上，威茨曼压轴发言，他还特别祝贺了诺德豪斯获得诺奖。威茨曼语速很慢，虽然准备了发言稿，但每句话基本都会抬头示意。然而，在说那句“祝贺”的时候，他一直紧紧盯着手中稿子，眉毛高抬、挤出深深的抬头纹，并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诺奖公布后，威茨曼并未公开讨论过自己的想法，但数位人士为他鸣不平。
美国常青州立学院经济学教授彼得·多尔曼在个人博客中谈到，“威茨曼没有获奖，这个事实企图抹掉他在对抗气候变化中的努力，即使他的地位比诺德豪斯更贴近主流学术。”
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创始人之一雷克斯·韦勒则在一篇文章中宣称，“（诺德豪斯获得的）不是真正的诺贝尔奖，只是一个由瑞典中央银行赞助、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奖而已。”最初的诺贝尔奖根据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于1901年开始每年颁发五个奖项：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与和平奖。1968年，瑞典央行设立了纪念诺贝尔的经济科学奖，俗称“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然，无论是经济科学奖，还是其他五个奖项，每年最多只能选出三名获奖者，且获奖者必须在世。诺奖常因奖项应花落谁家而争议不断。2013年，弗朗索瓦·恩格勒和彼得·希格斯因为在希格斯玻色子理论上的工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际上，有包括恩格勒和希格斯在内的六位科学家是该理论机制的奠基人，除去已经去世的一位，其他三位理论物理学家同样有资格竞争诺奖。
去年，《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何诺奖辜负21世纪科学”的观点文章，引述的多名科学家表示，诺奖过分突出个人荣誉的评奖方式已经过时，现代科学发展是群体性努力的结果；另外，奖项的设置也没能与时俱进，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并未受到褒奖。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在他的自传《基因机器》中写道，“（诺）奖越来越像一个彩票”并且可能有“任人唯亲”的嫌疑。
2008年，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凭借发现宫颈癌和人乳头状瘤病毒的关联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奖的背后有两个看似无关的事实。据《泰晤士报》报道，医药巨头阿斯利康公司恰好研发了两款HPV疫苗，在其他公司使用疫苗时阿斯利康可赚取特许权使用费；恰在当年稍早时候，阿斯利康与诺贝尔基金会下属的两家公司签署了赞助合同，并且，诺奖评审团的两名高级成员与该公司有着匪浅的交情。
尽管没有发现奖项评审有任何违规操作，但这其中的联系不得不让外界产生联想。
科学是纯粹的，科学界则不尽然。小说《诺贝尔的囚徒》通过一个虚构的诺贝尔奖获奖项目，描绘科学界的达尔文色彩：论文作者排名、终身教职获取、诺贝尔奖野心、同行间的欺诈……“这些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包袱，”作者卡尔·杰拉西写道，他同时也是一名化学家，被称为“口服避孕药之父”。
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一个大胆的猜想备受瞩目，但在抢跑发表论文、证实理论猜想、设计所谓“完美”实验的过程中，他不得不与同行明争暗斗、费尽心机，差点葬送自己的学术生涯。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在《知识分子》撰文道，“全世界的科学家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心魔，就是在研究结果上有所突破之后，希望得到关注，渴望研究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承认，因此，我们的内心不再安静，不再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保持轻松的心态和依然专注的投入。”“当别人在台上享受灯光和掌声的时候，那时就是你最好机会的开始，”邵峰说。
诺奖还曾被嘲“No-Bell Prize”，因为有两位名叫Bell的热门人选都未获奖，一位是提出贝尔不等式的约翰·贝尔，已于1990年去世，另一位是天体物理学家约瑟琳·贝尔·伯奈尔，曾任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会长。上个世纪60年代，伯奈尔还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与导师安东尼·休伊什利用射电望远镜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后来成稿的论文的共同作者一共五人。
1974年，导师休伊什和另一位科学家共享诺奖，很多人为伯奈尔鸣不平，尤其是获得诺奖的女性实在凤毛麟角。
但是她从未抱怨过。去年伯奈尔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奖金300万美元，是目前全世界奖金额度最高的物理学奖。据《卫报》，她在获奖后表示，没有得诺奖反而很好。“如果你得了诺奖，你将度过很棒的一周，然后没有人再给你任何奖励了；但是如果你没得，你会得到很多改变。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因为得到别的奖而开party庆祝。我觉得这更有意思。”
威茨曼自杀后，美国贝勒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斯科特·坎宁安在推特上说，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经济学领域永不停歇的残酷竞争将我们最好的部分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