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中国科学本身、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的交流与合作、世界科学有关社会部分等均面临挑战。在此态势下，人类社会更需要科学的担当，中国科学界需要有所担当。从今年8月10日起，《知识分子》设立“科学的担当”专栏。今日为“科学的担当”专栏第三篇，由人民日报记者赵永新撰写，讲述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的科研经历和学术追求。
邵峰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生涯是在国内度过的，后在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2005年，33岁的邵峰回国后，加入成立仅一年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试验田”，这一决定被很多人认为“疯了”。邵峰有没有疯？他的工作说明了一切。
自回国到2018年年底，邵峰以通讯作者身份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3篇，研究成果多次被权威专家和学术杂志重点评述，累计被同行引用8000多次。
尽管已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不小的名气，邵峰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有亮点，更要有里程碑式的进展，持续领跑。”他同时强调，中国科学应为人类作出贡献，“科学探索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口大国，有义务而且也需要为人类文明出一份力”。邵峰，男，汉族，1972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资深研究员。
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1999年获得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硕士学位；2003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4年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2005年回国后进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邵峰主要从事病原菌和宿主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在病原菌毒力机制和抗细菌天然免疫领域取得系列重要原创性发现。
早在2010年底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采访时，我就认识了邵峰，之后和他多次接触。我对他突出的印象是：冷峻得让人敬而远之，严谨得让人觉得啰唆，深刻到让你无语。他说的那句话，至今刻在我脑海里：科学家的心思一旦离开实验室，就很难再回来了。
2015年12月初，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43岁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邵峰，成为最年轻的“新科院士”，也是当时1600多名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邵峰的实验室在北生所试验楼的三楼，推门进去，映入眼帘的，左侧是拥挤的学生办公室，右侧是摆满瓶瓶罐罐的生物化学实验室；最里侧的4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就是邵峰的办公室。
听到“恭喜您当选院士”的祝贺，邵峰淡淡地说：“当选院士我不觉得有任何变化，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他的生活节奏还跟以前一样：上午8点到实验室，晚上8点离开；回家后陪孩子玩一会儿，等他们睡觉了再看看文章、写写东西，晚上12点左右休息。“科学的天很高，我想我们这一代科学家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邵峰说，在科学的海洋中，自己的团队不应当是昙花一现，而是能不断做出里程碑式的工作，持续领跑国际前沿。
2004年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的邵峰。2015年12月，邵峰在办公室（赵永新摄）。“当初我决定要回国的时候，许多朋友说我是不是疯了？”2005年，也就是北生所成立后的第二年，受王晓东所长的“蛊惑”，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完博士后研究的邵峰回到北京，加盟北生所，成为这块“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首批研究员。此前在美国求学、工作期间，他已在《细胞》和《科学》上各发表1篇论文。
自回国到2018年年底，他以通讯作者身份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3篇，研究成果多次被权威专家和学术杂志重点评述，累计被同行引用8000多次。
说到自己的研究领域，邵峰说：“我们主要研究病原细菌感染和宿主天然免疫防御的分子机制，也就是细菌入侵与人体免疫系统反入侵的‘战争’。”回国初期，他聚焦于细菌的“入侵”——细菌如何感染和破坏宿主防御。他的实验室先后在《科学》上发表过2篇文章，报道了2种全新的病原菌入侵机制，引起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
就在细菌入侵研究顺风顺水之际，邵峰在2007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调整研究方向，转向人体的“反侵略战争”，探讨人体免疫系统抵御细菌的分子机制。对于做科学的人来说，从一个驾轻就熟的老地盘转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战场，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邵峰的想法是：天然免疫研究更有助于解决现实的医学临床问题。“天然免疫的第一步，是细胞内的蛋白分子去感知细菌并抓住它们，我们称这个蛋白为受体。
”邵峰说，此前国际同行在细胞膜上发现了这样的受体，并凭借这一成果于2011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就想，除了细胞膜，细胞里面一定也有其他的受体。”他解释说，如果把细胞比作一间房子，细菌就是入侵的坏人，细胞膜上的免疫受体就是门口的保安——坏人如果不经过门口、悄悄穿墙而入，保安就形同虚设。“我们觉得，房子里的战争肯定更加激烈，应该找到房子里的保安。”
就在其他国际同行在细胞膜受体这个大热门上扎堆时，邵峰实验室把目光聚焦于细胞内的受体研究，并屡有斩获：2011年，他们找到了细胞内的第一个受体分子——识别细菌鞭毛素蛋白；2014年，他们又发现了两个新的受体——针对内毒素和另一类细菌外毒素的感知蛋白；2015年，他们又发现了这些受体下游促使细胞炎性坏死（细胞焦亡）的关键蛋白质，为败血症临床治疗开辟了新的通道。“其实那几年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邵峰说，他们对免疫系统的研究始自2007年，直到2011年才开始出成果。“当初我很担心学生们没有信心，撑不下去。”“我想当时应该也有其他同行意识到细胞内受体的存在，但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去冒风险。”邵峰说，其实研究就像开采金矿，你要找到还未被开采的新矿，并义无反顾地深挖下去，直到能不断挖出金子。除了陪陪家人、打打乒乓球，邵峰没有更多的业余生活。
“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但我自己很喜欢。工作虽然辛苦，但自己并不觉得累——辛苦和累有本质的差别。”辛苦而不觉得累，原因何在？答案是：兴趣。邵峰非常感念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杰克·狄克逊。“他从来不会问：这个研究有什么实用价值。你做什么、做错什么都没关系，他都不会批评你。他常跟我说的话就是：你只要感兴趣就去做。”“从导师那里我领悟到：做研究的动力就是兴趣。”邵峰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功利心太强，把研究当成一种手段，很难有大的成就。”他举例说：中国对天文的观察比西方人早得多，而且记录也很详细，但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因为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察主要是为了占卜、预判吉凶——纯粹的功利驱使，从来不去分析现象背后的规律。”对于发文章，邵峰看得很淡。“其实激动人心的时候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的想法得到实验证实，另一个是实验结果超出所有人的意料。
”他说，除了学术交流，发文章更多的是一种职业需求：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学生毕业。“在北生所，我的同事做研究从来不是为了发文章，或者追求评奖、当院士，追求科研上的卓越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在邵峰看来，“卓越”就是做别人做不到的、发现别人没发现的，填补重要的科学空白，在国际学术界作出比较重大的贡献。这，既应该是科学家的自我要求，也是时代和国家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学生，是邵峰引以为荣的另一“重大成果”。
“我一年一般只招两个学生，有合适人选的话也会招一名博士后。从2005年到现在，从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博士、博士后，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介绍说，绝大多数的博士生在学习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顶级国际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毕业后绝大部分到国内、国外的一流高校、研究所深造，目前已经有好几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我招学生比较挑剔，最主要的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做科研的‘料’。
”邵峰说，“我更倾向于刻苦踏实、绝不轻言放弃的学生。”除了扎实的知识基础、灵活的研究思路，邵峰更看重学生面对“实验失败”常态的抗压能力。“学生是来跟我学习的，我招他们进来就要确保他们顺利成长、学会如何做研究。”邵峰说，自建立独立实验室至今，他从没有“助教”，一直自己带学生。“我办公室的门从来不关，学生可以随时进来，一起讨论问题。”
在实验室里，除了赶写文章，邵峰就和学生一起做研究，指导他们设计实验，解决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实验结果。每逢周一下午，他都会安排一个学生做工作总结报告。他还让十几个学生和博士后分成两组，分别在周二、周三上午与他坐在一起开半天的学术分享会，每个人都要把原始实验数据拿出来给大家看，谈谈自己做了什么、有什么新发现，或者碰到了什么问题。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各抒己见。
每周五下午，实验室会花半天时间讨论别人的文章。这期间，邵峰还会针对个别的实验单独开会，回答学生遇到的问题，讨论实验接下去该怎么做。李鹏是在2011年加入实验室的。在她的印象中，邵峰和学生们都是“同吃同做同讨论”——内毒素受体的发现思路，就是他和学生在食堂吃饭时“聊”出来的。“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邵老师从不批评我们，而是给我们中肯的修改意见，鼓励大家发散思维，尝试从另外的角度继续做实验。
”李鹏说，邵峰平时不苟言笑，其实脾气很温和，有时也会和学生们开玩笑。“他唯一发脾气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的实验仪器摆放得不规整、实验习惯不好，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实验结果。”“这几年实验室取得了一批很好的成果，邵老师也只是淡淡地说：请大家不要留恋已有的东西，要经常清零、往前看。”李鹏说。在邵峰看来，科学研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不断发现新的东西，一点点接近生命的真相。“当选院士后，我的家人比我更高兴。
”邵峰笑着说，到北生所工作10多年了，自己最多能在周末抽出半天时间陪陪家人。“对我来说，评上院士只是同行对我以往工作的认可，仅此而已。”邵峰补充道，当然，院士头衔也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比如参加项目评审等。“我会努力找到平衡的办法，尽量把更多时间花在科研上；如果不是‘非我不可’的活动，就尽量不去。”作为年龄最小的院士，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年轻科研人员做个榜样，把荣誉看淡些。
“我希望更多同行明白，踏实做学问就好，其他一切只是副产品。”“与前辈科学家相比，‘70后’科研人员接受了良好的科研训练，也拥有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源，不应该只满足于拿个奖、评个优，而要力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成为领跑者，引领所在的领域和学科发展。”在邵峰看来，虽然这几年国内的生物研究进展很快，但能持续领先、真正称得上国际主流实验室的，还非常少。
“我们或许有很好的论文和成果，但绝大多数是零散的、补充性的个别亮点工作；能够自成一体、自创一派的还不多，更谈不上引领学科发展。”虽然已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不小的名气，但邵峰还有很高的期望，“不仅仅有亮点，更要有里程碑式的进展，持续领跑。比如说，5年、10年之后，这个领域有10个、20个里程碑式的进展，是不是有1/3完全是你做的，另外1/3是你的工作带动的？”
让邵峰担忧的是，目前国内的“诱惑”太多：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等五花八门的“帽子”，以及院长、校长等官衔。这些“光环”让许多青年科研人员迷失了方向，甚至浪费了宝贵的学术生命。他不无忧虑地说：“科学家的心思一旦离开实验室，就很难再回来了。”“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用的自然科学教材，讲授的几乎全是西方的研究成果。
”说到这里，邵峰略显激动，“科学探索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口大国，有义务而且也需要为人类文明出一份力。”“我很庆幸自己回国后选择了北生所，在这里大家能够在安静的科研环境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邵峰说，今后，他的实验室将两路并进：一是继续寻找更多新的重要蛋白分子，不断揭开细菌感染和人体免疫的生命奥秘；二是筛选化合物小分子，争取在治疗败血症等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