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在课程QQ群“创新的本质2019”发表言论，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学生质疑他的看法，把聊天记录截图发在网上，并指责他侮辱四大发明。学校之后认定郑老师有师德失范行为，并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学生上纲上线的行为显然不当，许多网友为郑老师打抱不平。此事迅速发酵，也引发了网友对“四大发明”问题的关注，纷纷介入讨论。
但目前网络上对“四大发明”的评论，情绪化的言论居多，有些说法比较极端，我们应该回归学术和常识，心平气和地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科学史家江晓原教授过去发表的《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等文章再次被多个媒体转发和引用。江教授的论述多有考证依据，比较客观中肯，可为学术讨论提供样板。
关于“四大发明”之说的由来，近年来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认为是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提出或总结的。但实际上，李约瑟是在1943年2月末才来中国的，蒋介石不可能在1942年接见他。早在李约瑟来华前，“四大发明”也已进入中国的教科书。因此以上这些说法都不确切。“四大发明”之说由来已久，它是由西方的“三大发明”演变而来的。
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最早指出，三大发明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阐述：“再明白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培根虽然对印刷、火药和磁石和纸等重大发明都非常重视，却不知道其来源。
到19世纪下半叶，情况有了改变。麦都思、艾约瑟、F.H.巴尔福、丁韪良等来华传教士或记者接触到一手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他们关注并探讨了中国古代发明，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列为中国的重大发明。传教士麦都思仍采用“三大发明”说，只是明确了它们是中国的发明。
而艾约瑟在其1859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文明，曾将四种发明并列，指出“他们（日本）没有如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样值得夸耀的非凡发明与发现。”稍后，记者出身的巴尔福提出了“四种有价值的发现”之说，这可视为“四大发明”说的先声。
今天英文的“四大发明”，用的是“Four Great Inventions”，最早是美国学者卡特提出的。卡特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四大发明”说。中国学者通过卡特的著作了解了“四大发明”说。
比如向达先生在1930年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四大发明考之一（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文，其中引用了卡特的这一说法。1938年，卡特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书名为《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造纸术和印刷术关系极为密切，后来二者又常常被合并为一项重大发明，成为“三大发明”之一。
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提法并行，“三大发明”为主。1933年，陈登原所编纂的《陈氏高中本国史》明确提及了“四大发明”。同时，西方学者对中国“四大发明”的认知也不断增强。李约瑟后来对中国科技史开展了系统研究。
现在，“四大发明”已成为专门名词写进了百科全书，写进了各类教科书，使其成为也成为历史文化的常识内容。但在内容界定上仍有不统一的地方。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四大发明”的定性语为“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其中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而高中历史课本的相关介绍却称：“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
学术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发明年代问题，涉及到优先权。二是如何从整体上对四大发明重新认识和评价。第一个层面的问题，首先看火药的发明和传播。江晓原教授认为，火药发明权难以动摇，他的论证令人信服。中国发明黑火药史料可追溯到唐代，最早明确记载黑火药配方的是宋代，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基本事实。
关于印刷术优先权问题，主要是韩国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权提出了挑战，但他们还难以动摇中国的雕版印刷发明权，他们只在金属活字的使用上的优先权获得了国际认可。在活字印刷的原始发明上，毕昇要早于韩国。这方面江教授论证也是站得住脚的。
关于中国造纸术的优先权问题，江教授认为一些学者放宽了对纸的定义，如把“灞桥纸”也算进来，此举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中国在造纸上的发明优先权反而有可能丧失，是自寻烦恼。
目前争议最大的是与指南针起源相关的司南问题。江晓原教授认为，解决司南问题只有两条路径：要不“发现一个古代司南实物，而且这个实物是天然磁石的，并且能够指南”；要不“用天然磁石复制出一个真正能够指南的司南。既然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实物和复制品，那么司南迄今仍然只是一个神话。”
但最近对司南的复原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黄兴博士用天然磁石复制出多个真正能够指南的“司南”。黄兴利用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龙烟铁矿区内找的天然磁石，仿照古代工艺制成的勺子，指向性非常好。通过对古地磁学的研究，黄兴还发现在司南提出的战国-秦汉时代地磁场水平分量的强度为现代的2倍左右，这为磁石指向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环境。因此，这一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丁韪良在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丝绸、陶瓷技艺和四大发明，但也指出：“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源于中国的技艺似乎需要经过移植才能够获得高度的发展。见证一下火药、印刷术和航海罗盘在应用上所取得的巨大改进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即“四大发明”虽然诞生在中国，但其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是西方，最大的受益者也不是中国人。究其原因，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
发明创造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重大发明的产生和改进与应用都须以良好的的社会环境、智力环境和文化环境为前提。政治清明，科学昌明，教育健全、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创新得到鼓励，发明创造方能不断涌现，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次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仍然缺乏适合创新的环境条件。
就学术观点而言，学生可以质疑老师的观点，郑老师的观点也确有可质疑之处。但学生实际上无意探讨老师的观点，质疑只是为了达到处理老师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学术探讨，也不会引发这样的后果。师生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也就失去了开展正常学术探讨和争鸣的基础。
因此，当务之急怕是要培育适宜创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形成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